鎮壓封建反革命，對外打敗反法同盟，否則當封建勢力反攻倒算時很多資產者將一無所有。至於政治上的恐怖是以革命的恐怖對付反革命的恐怖，這在當時反革命氣焰囂張的時候完全是必要的，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宣判自己的死亡。正是因為羅伯斯庇爾和丹東清楚恐怖是形勢所逼的暫時行為，所以他們才敢大膽的同意恐怖的開始，一旦形勢好轉恐怖就會停止，因為恐怖的目的在於恢復秩序和營造符合資本主義發展的環境並實現《人權宣言》中的承諾。他們對於恐怖唯一要做的是控制恐怖的發展，使恐怖不要超過資產階級的控制範圍。例如，1793年9月人民的起義迫使雅各賓派實行全面恐怖後不久，代表下層人民的忿激派領導人雅克&amp；#8226；；盧就因為提出了過分激進的主張被羅伯斯庇爾扔進了監獄，同時忿激派也被鎮壓。

1793年9月15　日法令重申了穀物和麵粉的最高限價，9月29日法令又規定了對各種生活必需品的“普遍最高限價”以及工資的最高限價。但救國委員會只是迫於需要才推行統制經濟的。資產階級對於限制經濟自由的國營化充滿了敵意。統制經濟對救國委員會來說只能是一種保衛國家和革命的權宜之計。3

同年9月17日頒佈了《懲治嫌疑犯條例》，這成為了恐怖政策的代表性法令。此法令的頒佈的確使反革命分子心驚膽戰，但內容含糊不清使人在理解和執行中容易出現偏差，打擊面不僅限於嫌疑犯而且包括可能是嫌疑犯的人，法令中不僅打擊反革命分子而且還要牽連家屬，加上形勢危急處理難免草率難免會出現擴大化。到1794年5月，全國被捕的嫌疑犯總數超過30萬。4很難想象如果當時法國擁有如此眾多的反革命嫌疑犯，封建勢力沒有復辟成功！

雅各賓派似乎一開始就無法控制住局勢了，巴黎的斷頭臺似乎格外的忙碌，每天都有被革命法庭宣判死刑的反革命叛國者被送上斷頭臺，這個法庭只要一經宣判就不得上訴，在這個法庭上被告失去了一切的權利像一隻羔羊一樣任人宰割。羅伯斯庇爾、丹東對此都是無能為力的，他們只能儘可能少使人在巴黎上斷頭臺，為了安撫民眾，徵得他們的支援犧牲人類的鮮血是必要的。在恐怖一開始就有如此多的鮮血，人民的瘋狂是重要的因素。從一開始，群眾的懲罰行動中便夾雜著公報私仇的成分。5無可否認，當人民看到過去騎在自己頭上的老爺夫人們在自己手中結束生命無疑是一大快事，也使他們產生了雅各賓派是他們的救世主的錯覺。

如果說羅伯斯庇爾從一個溫和派在經過四年革命的洗禮後成為一個暴力革命者，那麼至少在一開始他的心裡還存有對人類生命的珍愛。1793年10月國民公會被清洗了，有136名吉倫特派及其支持者被開除，其中不少人可能會以叛國通敵的罪名處死，但羅伯斯庇爾據理力爭認為只應該處死首惡分子，從而挽救了63條生命，但這卻成為埃貝爾派指責羅伯斯庇爾對革命動搖的口實。當然在這一事件中羅伯斯庇爾也表現出冷酷無情、殘忍以及用肉體消滅的辦法對付持不同政見者。如果說處死瑪麗&amp；#8226；；安東內特是為了取悅人民的話，那麼把布里索、維尼奧、羅蘭夫人、巴伊、巴納夫等一大批法國大革命中的卓越領導人推進斷頭臺則屬殺害持不同政見的同志。如果這些領導人的罪名成立，那麼法國人民是在一群叛徒、反革命、賣國賊野心家的領導下開始並取得了法國大革命的極大勝利！難怪丹東從一個興奮萬分的農民那裡得到布里索等22人被處死的訊息時會感到雙重的悲哀。不幸的是不久以後，布里索的命運就降臨到丹東和埃貝爾等人的頭上。從肉體上進行消滅無疑是最簡單最徹底的，當然羅伯斯庇爾也免不了成為斷頭臺下的主角。

由於缺乏對恐怖執行者的限制，恐怖特別是在政治上逐漸變得瘋狂起來。大權在握的特派員隨心所欲的主持恐怖。611月7日富歇和科羅&amp；#8226；；德布瓦來到里昂進行了大規模鎮壓，處死1667人，斷頭臺不夠，還輔以步槍排射。7截至9月份，260名被送到革命法庭的人犯中有66名被處死刑約佔1/4。8在1793年的最後三個月裡，395名被告中被判死刑的有177名，佔45％。1793年8月底，被拘於巴黎個監獄的囚犯有1500人，到10月2日增到2398人，到12月21日有猛增到4525人。9儘管恐怖出現了擴大化，但恐怖政策的確起到了嚴厲懲治敵人，震懾反革命勢力的作用。這正如聖茹斯特所說的：“……但是在人民和敵人之間除去寶劍外，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對於那些不能用正義來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