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時，某些地區嚴重地颳起了幾股黑風——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有相當數量的基層幹部（其他各級幹部也有不少），把才組織起來的人民公社，誤當做共產主義已經來臨，把大批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盲目地集中起來，實行所謂“共產主義”；新居民點還沒有建立起來，就盲目地拆房子和砍伐樹木、竹林。有不少農戶怕“共產”，就低價變賣家產。有些幹部為了表白自己的工作成績，就無限制地上報“衛星”數字。本來產量不高，而報上去的數字很高。如果這些數字堆集在一起，那真是令人可怕！這種現象的產生，不能說與某些領導部門要求的任務過重無關。許多基層幹部，為了放更高的衛星或完成上一級交給他的層層加碼下來的生產指標，便採取了強迫命令的手段。有的地區打人竟成了風氣，完不成任務打，出工遲到也打，說話不好聽也有捱打的。在勞動生產中，有些地區不照顧婦女生理特點的現象也很嚴重，致使不少婦女發生子宮下垂和停經的疾病。這些風氣，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我至烏石、平江等地時，給我的印象尤為深刻。因為有不少農民到我處申訴、告狀。由於這些黑風在某些地區颳起，直接影響了我黨基層組織在那些　地區群眾中的威信，使中央領導同志在那些地區的威信　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失，更嚴重的是影響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我把這些問題概括為浮誇風、“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強迫命令等。這些問題，在廬山會議初期，到會同志並沒有推心置腹地談出來。鑑於以上這些情況，就促使了我給主席寫信的念頭。

七月二十三日，對我是一個嚴重的考驗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我寫給主席的那封信，主要是將我在西北小組會上不便講的一些問題，提要式地寫給主席。這些問題是涉及到執行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以及某些幹部的工作方法問題。在這些問題上，我當時認為主要是產生了一些“左”的現象，而右的保守思想也有，但那只是個別的或者是極少數的。我當時對那些“左”的現象是非常憂慮的。我認為當時那些問題如果得不到糾正，計劃工作迎頭趕不上去，勢必要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我想，這些問題如果由我在會議上提出來，會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亂，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這些問題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到糾正。正如在一九五八年秋，人民公社剛成立不久，曾有一些人對於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問題和按勞分配原則問題在認識上有些模糊，但是經過主席的開導，那個問題很快得到了糾正。既糾正了偏差，又沒有傷害同志們的積極性，我對此非常滿意。所以我七月十四日給主席寫信的目的，就是為了儘早地糾正當時存在的那些問題，也正是為了維護總路線、大躍進和鞏固人民公社，並沒有什麼“陰謀篡黨”、“反對毛澤東同志”的目的。那封信，只概括地提出了幾個比較突出的問題，並沒有論述那些問題產生的原因，同時我也論述不出許多的原因，我想，橫豎是寫給主席自己作參考的信，他會斟酌的。

可是，事與願違。在七月十七日上午就收到了中央辦公廳對那封信的印發本，並在起頭加了一個大字標題——“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七月十八日，在小組會上我就要求收回這封信，申明這封信是倉促寫成的，而沒有完全寫明意思。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主席在大會上講話，從高度原則上批判了那封信，說它是一個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是有計劃的、有組織的、有目的的。並且指出我犯了軍閥主義、大國主義和幾次路線上的錯誤。聽了主席的講話，當時很難用言語形容出我沉重的心情。回到住所以後，反覆思索主席的講話，再衡量自己的主觀願望與動機，怎麼也是想不通。當時牴觸情緒很大。

當日黃昏，我帶著沉重的心情在馬路上散步時，迎面碰見了一個同志，他叫了聲：“老彭，今天上午主席的講話，考慮好了沒有？”我說：“是非曲直由人斷，事久自然明吧。”他很嚴肅地說：“老彭，不能採取滿不在乎的態度，主席午前講話，從政治上、組織上、路線上，已經提到了高度原則，你應當考慮對黨對人民如何有利的問題，寫成書面發言。”我說：“現在很疲勞，一時寫不出來，也寫不清楚。”他說：“你講意思，叫秘書記錄並加以整理，然後你自己再去斟酌，這樣比較嚴密，也比較深刻些。”我說：“沒帶秘書，只帶來一個管軍事電報的大尉參謀，他寫不了這類文章。”我知道他說的話是好意，是從人民利益出發的，即別而歸。

回到住所後，參謀同志送來軍委轉西藏軍區電報，是要求增派運輸車輛。即拿著電報想同黃克誠同志商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