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發展鋼鐵工業上，也有一定的片面性：注重了加工工業及材料工業的建設和發展，而相對地忽視了原料工業。原料工業是材料工業和加工工業的基礎，如果基礎不鞏固，就會影響加工工業的發展。對於這個問題，我在七月十四日給主席的信上，舉出了一系列的例子，如：沒有認真研究鍊鋼、軋鋼及碎石裝置和煤炭、礦石、煉焦裝置；對於坑木來源、運輸能力和勞動力增加、購買力擴大以及市場商品安排，等等，也注意的不夠。總之，是沒有必要的平衡計劃。我當時認為，在計劃工作方面的不夠實事求是，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起因。我當時也顧慮，對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的一些基本建設專案，不下最大決心暫時停止，會要延長比例失調（主要是農業遠遠地落後於工業），某些被動局面就難以擺脫，將會直接妨礙四年趕英或超英的躍進速度。在給主席的信中，我也提到“國家計委雖有安排，但因各種原因，難於決斷”。我當時認為有四個難於決斷的原因：一是地方要求多快；二是政府各部門要求多快；三是中央也希望多快；四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速度，還沒有得出客觀規律。斯大林同志對於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速度，摸索了約近二十年才得出結論，即社會主義建設速度每年平均增長百分之十三至十四點八七。我國情況，比蘇聯當時的情況有所不同。首先，我們人力比他們多；其二，是國際環境比較好；但是我們的工業基礎是比較差的。根據具體條件的比較，我國的建設速度可能會快些。但是究竟快多少呢？如果四年翻一番，每年要遞增百分之十八點九三；如果三年翻一番，每年要遞增百分之二十六。我當時想，我們四年翻一番，爭取三年半完成，因無經驗，沒有提出來。我總覺得，計劃工作沒有一個年度標準是不好做的，容易產生冒進或保守現象，只好檢討再檢討。我在給主席的信中，批評計劃工作就佔了信的一半，只有“國家計委雖有安排，但因各種原因，難於決斷”這句話，是原諒計委的。

我認為，在農業方面也要有一個標準為宜。從解放以來，在現有條件下，平均每年能夠增長百分之七就算不錯了。至於將來農業機械、水利、肥料條件改善和加強後，那時肯定會快得多。從解放後，我國農業每三年中就有豐年一年，平年一年，歉年一年。一九五二年是豐年，一九五三年是平年，一九五四年是歉年；又一九五五年是豐年，一九五六年是平年，一九五七年是歉年。過去是以豐補歉。一九五八年是一個特大豐年，但由於好多地區收穫得不好和保管得不好，也有些地區發生多吃和其他浪費現象，不但國家庫存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如果過去的自然氣候是帶有規律性的，那麼一九五九年就是平年，一九六○年是歉年。一九五八年秋有九千萬人鍊鐵，一九五九年繼續七千萬人大搞水利建設，這對長遠利益來講，當然是有好處的，但對當年的農業生產來講，是有些不適應的。再加上各方面一齊有幾個“大辦”，這就勢必造成農業缺乏勞動力，而直接影響農業增產，又進而影響到一些工業、輕工業的原料來源和副食品的供應。

在當時對小土群鍊鐵問題的議論，有三種意見：一是有損無益；二是得不償失；三是有得有失。我是第三種看法，反對前兩種看法。

當時，在貿易政策方面，我對“內銷服從外貿”，也是有不同看法的。出口過多，就會引起國內市場緊張，將影響貨幣回籠和財政收入，也就會影響大躍進。

那時我把這些概括起來為“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來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經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以及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關係我們今後動員廣大群眾繼續實現大躍進的關鍵所在。”

在那個時期，有許多地區的領導同志，滋長了思想方法上的主觀主義，有時他們把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長遠的戰略性的任務，錯誤地作為當時的行動口號。在某項工作任務中，缺乏認真研究具體條件，憑自己的主觀願望作決定。有時中央下達了任務，他們層層加碼。甚至流傳了一些純主觀主義口號，如：“人有多大的膽，地就有多大的產”；“左比右好，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當然，這些錯誤說法，他們是不會直接講給主席等領導同志聽的。我認為，這種做法和說法，實際上是在破壞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在農村勞動力的組織方面，有許多地區過分強調大兵團作戰，不按照強弱勞動力相互搭配，反而實行強弱分別組織。這樣組織勞動力，是不適合我國現階段農村生產技術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