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日起又整整拖了八個月之久！兩相對比，誰有功，誰有罪這不是很清楚嗎？說穿

了，這次將軍俑頭被盜事件我只不過是當了個替罪羊而已，我相信這個冤案總有一

天要平反的……”“請問您在取消考古隊院內經常性的晝夜值班制度、撤消值班人

員時是怎樣考慮的？”未等王學理把話全部講完，我又提出了這個關鍵性的敏感問

題。

“我沒有取消值班制度，更沒有撤消值班人員，您的提問使我感到茫然。”他

答。

“那……”我沒有說出我所看到和聽到的資訊，但王學理分明已經已窺知了我

的心情，他在猛喝了一口茶水之後，再次解釋起來：

“1985 年我接手工作後，鑑於人浮於事，在7　月3　日召開的幹部會上，就臨

時工做了明確的安排，幹部也有了具體分工，同時加強了值班制度和人員的管理。

在一號大廳內共安排9　人值班，日值班5　人，夜班4　人，每班2　人，日夜輪流，並

由業務幹部劉佔成負責保衛工作。在生活區安排值班3　人，另有2　人作雜工並隨時

頂替，由業務幹部魚龍負責管理。

“1985 年11 月8　日，根據文物局及考古所關於人員整頓，確定放假的指示

精神，我在學員大會上明確宣佈：大廳留值班人員8　人，生活區留2　人值班，由劉

佔成同志管理安全保衛和統工工作。至1986 年2　月5　日，在安排春節值班期間，

確定大廳的8　人不變，生活區增加到3　人。3　月下旬，由於考古隊即將進行發掘工

作，根據新的情況我作了周密的安排。原來考古隊的院子是向外開通的，遊人可隨

便穿過，所以派人值班。而自從春節後有武警中隊駐進秦俑館，我親自跑材料、找

人員在營房同考古隊間修築了一道隔牆，並請人焊接了兩付鐵柵門安上，規定晚上

11 點鎖門。從此，考古隊有了自1974 年發掘以來一直未有的獨立的大院。這期

間，我多次拜訪武警中隊，加強聯絡，以取得事實上的支援。

“將軍俑頭被盜前夕，我在安排春節值班時，明確指出責任範圍仍是大廳和生

活區，帶班幹部是家住考古隊院內的劉佔成同志，在我去北京前夕，就考古隊工作

先後給劉佔成安排過三次，令其負責隊裡的工作。劉佔成滿口答應，一再說：你放

心地走，隊裡有我呢！就在我去北京時，將文物庫房的鑰匙交給了劉佔成。這一安

排在2　月10 日，我曾向考古所石興邦所長作過彙報。事實上，在我離開工地未赴

北京期間，劉佔成已開始主持隊上的工作了。

“當將軍俑頭案發後，劉佔成竟置事實於不顧，強詞奪理說：石所長沒叫他負

責考古隊工作，考古隊也沒有安排春節後值班，開工後值班制度是自然取消的云云。

當我拿出記錄後，他又說他只負責大廳的安全保衛工作。而偏偏不久大廳後部又丟

失了武士俑頭，這時劉佔成怕承擔責任，便又對前來工地調查的工作組說他只負責

大廳前邊的發掘，大廳後邊是王學理主管，將責任無辜地推到我的頭上。更令人奇

怪的是，在春節放假期間、幹部未歸的情況下，作為副隊長的我給劉佔成交待了工

作，文物局調查組則認為不算數，兩人為啥不簽字。而劉佔成在案發後為逃避責任，

竟編造出王學理只讓他招呼大廳的假話。對這種話，我們的文物局不但予以相信，

並且形諸於檔案，這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邏輯？領導機關的檔案還有什麼嚴肅性可

言？

“我認為，連續發生俑頭被盜的事件，正像主管陝西省文博考古事業的副省長

孫達人在省文物局的報告上所批示的那樣：秦將軍俑頭的丟失，反映了你局、所嚴

重的失職和瀆職。除此之外，我還認為俑頭被盜事件的發生，也是原秦俑考古隊某

領導人的過失。客觀地實事求是他說，我非但沒有直接領導責任，連間接責任也沒

有。要說有責任的話，也只能是鄰居失盜我沒有看見和沒有聽見的責任……”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