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慢田主之例”，也終於修訂完成。從此追討欠租就變成了政府的責任，用斯科特的話來說，目的就是實現國家的“直接統治”。＇59＇同一時期，民間租佃關係也有所調整，地租實收率不斷下降（大約下降了二十個百分點），租佃制度得以修訂。＇60＇

康熙年間黃六鴻曾說，“有司誠能愛民”，應“視四境之土田，如己之莊產，四境之農夫，如己之傭佃”。＇61＇這種把所有田產、農夫都視為國家之產、國家之佃，以及讓政府積極承擔更多責任的想法，正是在乾隆初年得到了高度的發揮，並在土地與租佃制度的討論中得到充分的顯現。

清政府對於改變土地制度的主要設想，出於種種原因，最終未能實行。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清人正是透過這一輪討論，才確立了當時的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而不再將其變更。清代的這些制度，——包括土地佔有在內的財產私有權，土地的租佃制度，小農的家庭經營，農民選擇生產專案和行業的相對自由，某種水平的市場組織和市集活動的存在，——都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對它於無論怎樣評價，其作用卻是無法抹煞的。正是這些問題，到二十世紀又重新引起了巨大的爭論。它在嚴厲的批判之後，又在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內，隨著“農村改革”的發生而一一恢復。因此，在二百年前發生的這場爭論，就更值得今人重視。

十、劃分社會階層

十八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