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開發利用。乾隆三年，陳玉dg來任遵義知府，就任後“日夕思所以利民”，因在巡歷時發現當地多槲，即家鄉“青、萊間樹”，故想引進山蠶，“以富吾民”。“開先須人”，清代大多數地方官員出身鄉間，對農業生產知識有較多的瞭解，由此才可能引入、發掘新的生產專案。長期實行的迴避本籍的流官制度，以及官員的任職期較短（新的規定亦不過三年五年），又在全國範圍內造成了一種地方官員的經常性的流動狀況（如陳宏謀外任三十餘年曆十二省達二十一次），無慮也增加了生產知識的交流機會。“鄉愚無知”，＇4＇對於許多地方來說，社會閉塞，資訊不暢，更需要一定外部資訊的輸入。

找到飼養山蠶這一途徑之後，陳玉dg首先要做的，就是遣人回山東購買蠶種、僱請蠶師。以後幾經波折，往返再三，取回蠶種。於是遣蠶師四人，分教四鄉；織師二人，教民繅煮絡導牽織諸法。“事事親酌之，白其利病”，到乾隆七年終於成功。再以蠶師、織師之徒各數十人，皆自教其鄉里。從此使遵義成為貴州最富饒的地區。＇5＇可見提供初步資訊之外，引進基本原料（如種籽）及生產方法，是官府勸農的又一層作用。中國因缺乏社會中層組織，農村自家庭或家族以上，基本處於無組織狀態之中，對於一件新事物的推廣，可能就顯得效率較低、傳佈較慢。看起來，總不若官府有組織行動那樣雷厲風行、直捷有力。如遵義在取得蠶種後，立即就能組織四鄉學習、推廣，顯然是藉助了基層組織的協助，儘管這種組織在今天看來還很“軟弱”。

官府行為的又一個優勢，是有財政方面的支援，而這是不計收益，甚至是不需還本和無息可計的。例如在山蠶的推廣中，購種、運送、僱募匠師、置辦器械、設立場所，在在需要花銷。個體小農缺乏資本，“是無擔石糧者，安肯出中人產而謀此未見之利哉”？雍正以來，清廷決定“火耗歸公”，其中專門劃出一部分做為地方公費，以推行有益的地方公益和經濟事業。因此到乾隆初年，各地就有一定的財政力量從事地方建設。這可能也是乾隆間政府勸農較為集中而有成效的原因之一。

官府勸農的另一作用，是可以彌補市場的缺環或不足，特別是在那些欠發展地區。因此政府也可於試行初期或必要之時，為產品提供一定的保護。如陝西推廣蠶桑，有種桑未養蠶者，給價收買，養蠶得繭不能繅絲者，“亦許賣給於官”；“縱初行無甚利息，所虧亦甚有限，身任地方，定能不吝些須，加意率作，以為小民開衣食之源”。＇6＇

總之，政府於勸農一事，可以依賴其知識資訊、組織與財政的力量，進行較為直接而有力的行動，因而易於構成一個有吸引力的選擇方案。具體說來，從新生產專案的選擇和引進（包括購入所需原料），傳授生產方法（包括初級及加工生產，請匠師、設官局及組織各鄉學習），提供資金（直接投資及提供借貸），以及保障銷路（選擇期間的包銷和試行階段的保護性措施），等等方面，都可程度不等地插手其中。經濟發展，儼然已經成了當時政務的重中之重。在一時期間和若干地區之內，政府在經濟事務方面插手之深，可以說是空前的。＇7＇

另一方面，清代除少數的例外，基本上沒有過強制性的推行。這與其他某些朝代相比，頗有區別，如明太祖曾令凡民田必“栽桑、麻、木棉”各若干畝，實與清代發展商品性經營、提倡因地制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做法，＇8＇不可同日而語。

多年後皇上在《御批綱鑑》（卷41）裡，就池鹽設稅之必要，寫道：

可知食貨之經，未可因任自然矣。

好像仍在堅定的為當年的政府幹預，作自我辯護。

乾隆初年，中國遇到了十八世紀最大的災害，繼乾隆七年江淮大水之後，八年直隸大旱。國家賑恤災民，於江南動用上千萬石（兩），直隸複數百萬。九年五月，御史柴潮生奏，今“天下何無備之甚也”，平日鹵莽薄收，一有急，則待賑濟為活計。查受災之河間、天津二府，經流之大河三（衛河、滹沱、漳河），支河二十有五，滀水之澱泊三十有一，蓄水之渠三，受水之沽六。是水道之多，莫如此二處，山東、畿輔之水，皆委輸於瀛海、奔匯於直沽。若蓄洩有方，即逢旱歲，灌溉之功，可救一半；即不然，而平日之蓄積，亦可撐持數月。臣竊以為，與其徒費之於賑恤，不如大發帑金，將畿輔水利，盡行經理。一舉兩得，轉敗為功。

他又舉前人的成功例子說，漢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頃，今之昌平也；北齊修督亢陂溉田百餘萬畝，今之涿州也；宋於雄、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