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和一瓶揮發了一星期的百分之七十五的醫用酒精下肚之後，我的下。體似乎醉了，像烏龜縮回了龜殼兒，像蝸牛回了窩。

商陸問我身上還有錢沒。我使勁地掏口袋，一毛錢也沒有，除了一卷黑色的褲子線頭掉了出來，基本上空空如也。

我寫的情詩太多了，多到每次提筆寫詩，總會和前幾首串在一塊兒，總是被退回去重寫，半個月都寫不完一首，按楊絳先生的話說，還是“書讀得太少，而想得太多”。我寫不出詩，於是我沒錢，我體會到了窮秀才的辛酸。

沒錢歸沒錢，酒還是得喝，越沒錢越得喝酒，我把這個稱為“中國文人的癖性”。我在我們破爛的大學裡算得半個文人，之所以是半個，是因為，“文”字不足，“癖性”十分。所以我也是越沒錢越要喝酒。

沒錢買下酒菜，那就用吹牛逼下酒喝。

上大學時候，吹牛逼不同的內容對應的下酒菜是不同的，下的酒量也大不相同，比如，話題是女人，對應的下酒菜是肘子，說一段女人，能喝二兩酒，如果是學習，對應的下酒菜是茅草，說一段學習，能減三分酒意，說上三段，這酒就喝不下去了。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我說。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我又說。

商陸不好言辭，只聽著我說話，自己很少吭聲。但是他突然跟我說：“咱們現在喝的可是二鍋頭，遠比不上杜康。”

“所以解不了憂啊。”我說。

中國文人還有一個毛病，這種毛病以半文人居多，就是不喝酒不憂愁，一喝酒就憂愁。

商陸跟我說，我們這種半吊子知識分子，喝到死也喝不成酒聖、酒仙、喝不成詩仙、詩聖，喝大了頂多是個“借酒澆愁愁更愁”。這個後現代的社會不缺喝酒的，比如你我他，不缺有本事的，比如各個院士，缺的是喝了酒還能有本事的，李白這樣喝得越多，越有本事的，千年出一個。其實啊，酒不是什麼好東西，它會把內心的情感給引出來，催人思考一些終極問題，比如普通人會思考如何開公司，如何當上大官，知識分子就會思考我是誰，我從何而來，將往何處而去。這些問題想多了，腦袋就空洞了，人就壞了。所以愛因斯坦奉勸年輕人千萬不要沒事就思考終極問題。

商陸伸直雙腿，向後仰倒，看著天上稀疏的星星。城市裡，星星是稀罕物，隔三差五，甚至十天半個月才能見到一次，大部分情況下只能看到灰濛濛的懸浮顆粒。螢火蟲更是稀罕物，我在天津待了八年，除了少數在郊區的幾天，其餘時候沒見過任何一隻螢火蟲。

“人去人散，來來往往，是這個城市最正常不過的事情，如果城市有意識，那聚散離合就佔據著它九成的大腦。無論現在還是未來，帶不走的東西是自己，留不下的東西肯定不屬於你，我們能做到的就是在相聚時風姿卓越，以至於離散時終生不忘。”商陸說。

那時候，我和竹芯分手一個半月，我似乎過著吟遊詩人一般的生活，彷彿脫離了大學，脫離了燈火輝煌的天津。

冷兵器時代，甚至解放戰爭時代，雄州鎮一直是一個軍事重地，護城河又臭又深，城牆又高又厚，整個雄州像個厚鐵皮桶，錘子也鑿不開。劉大芒跟我說：“這個地方，解放戰爭時候可是用人肉炸彈才攻下來的，護城河裡的死屍比三十年前的六合總人口還多。”我不知道真假，但我基本相信劉大芒說的話，因為他是我童年時代最有知識的人，而且我始終相信，六合等於六合，雄州等於神州，拿下雄州幾乎等於拿下六合，拿下六合幾乎等於拿下南京城，拿下南京城就是解放了全中國，就是“掃六合”。

護城河的一段躺在我中學的初中部和高中部中間，一座類似漢白玉金水橋的小橋橫跨在外城和城牆上，居高臨下，俯視護城河。

我對著老城外的護城河凝望了六年，從初一開始望到高三結束。

我問劉大芒，中國為什麼每隔幾十、幾百年就打打殺殺，然後政權交替？

劉大芒喜歡挖鼻屎，他的鼻屎又黑又圓，他隨手塗抹。他塗抹完鼻屎，表情嚴肅，像是□□在□□樓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一般。

他說：“紅顏禍水啊。”

說完，他繼續表情嚴肅，繼續挖鼻屎，鼻屎依然又黑又圓。

☆、劉大芒

沒搬進小區時候，我家住在小土堆上，小土堆離下面的土地十米多高，大約八千平方米，住三十戶人家。劉大芒是我們這群小屁孩兒裡年齡最大，知識最淵博的，我推舉他為這座小山上的王。劉大芒叼著狗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