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渾身泛著啤酒和威士忌的味道。另外一位傻呵呵地咧嘴笑著。他很瘦，剃著光頭，白森森的面板反射著巷子裡昏暗的燈光。

“求你，我不想惹麻煩，”加百列用法國口音的英語說道，“我只是醉了，噁心，拜託了。”

“癩蛤蟆，”禿頭的那位吼道，“他一看就是個基佬兒。”

“求你，我真的不想惹麻煩。”加百列重複道。

他把手伸進口袋，摸出一疊揉皺的二十英鎊鈔票，遞了過去：“我的錢你拿去吧，放過我。”

然而大塊頭一把打掉了加百列手上的鈔票。接著他揮起了拳頭，掄圓了朝加百列的腦袋砸去。

十分鐘後他們回到了公寓。卡普坐在餐廳的桌子前，面對著他的裝置。他拿起一隻手機，撥通了餐廳的號碼。撥通以後，他放下電話，調響了接收機的音量。他聽見預先錄好的錄音傳來，說烤肉捲餅工廠現在打烊了，第二天十一點三十分重新開門。他又撥通了一次，再次聽到接收機裡傳來相同的錄音。竊聽器和轉發器運轉正常，工作狀態完美。

他一邊收拾著自己的傢伙，一邊想到了加百列對他今晚工作的協助和貢獻。依據卡普的心算，他的“助陣”剛好延續了三秒鐘。具體過程卡普根本沒有看到，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工作上，只是聽見了身後的故事。一共四記凌厲的出拳聲。最後一拳最狠，卡普分明聽見骨骼碎裂的聲音。安裝完畢以後，他關上介面盒的門，這才回頭査看。那一幕他永遠忘不了：加百列·艾隆，俯身看著腳下的一對冤大頭，輕手輕腳地分別摸著他們的頸動脈，確認自己並沒有把他們打死。

次日早晨加百列出門買報紙。他穿過蒙蒙細雨來到埃奇韋爾路，在書報店買了一份《泰晤士報》。他把報紙揣在夾克衫裡，穿過馬路，走進一家小超市。他買了膠水、剪刀，又買了第二份《泰晤士報》。

加百列回到公寓時，卡普還在睡覺。於是他坐在桌前，面前鋪著兩張白紙。在其中一張的頂端，他寫下了安全清點報告——絕密，而收件人就是羅姆，這是首腦的化名。

加百列寫了十五分鐘，右手有節奏地劃過紙面，左手按著前額。他的文風簡潔精練，這是沙姆龍所喜愛的。

寫罷之後，他拿起一份《泰晤士報》，翻到第八版，小心地剪去一則男士服裝連鎖店的大塊廣告。他將餘下的報紙丟掉，隨即拿起第二份報紙，翻到同樣的版面。他將自己寫好的報告蓋住服裝店廣告的版面，再將裁剪下的版面蓋住報告，用膠水粘在相同的位置上。他摺好報紙，將它放進一隻黑色旅行包的側面夾層裡。接著他穿上外套，單肩背上旅行包，出門去了。

他走到大理石拱門，進了地鐵。他在售票機上買了一張票，穿過閘口前，還打了一通電話。十五分鐘後，他到了滑鐵盧站。

沙姆龍的遞送專員正等候在歐洲之星列車售票廳內的一間咖啡店裡，手拿塑膠購物袋，袋上印著一種美國香菸的廣告。加百列坐在鄰桌，喝著茶，看著報紙。茶喝完了，他就起身走開，將報紙留下。遞送專員默默地將報紙滑進購物袋裡，隨即向反方向走去。

加百列站在站臺上等待著列車到站的廣播。十分鐘後他登上了一列駛往巴黎的歐洲之星列車。

15

阿姆斯特丹

這是一幢典雅的臨河建築，就坐落在著名的紳士運河的黃金曲線上。建築又高又寬，一扇扇大窗戶俯視著運河，一側的山形牆高高聳立。它的主人是大衛·摩根索，是一位富豪。由他擔任主席的奧普提克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時尚眼鏡製造商之一。他還是一名狂熱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多年以來，他已經向以色列慈善機構貢獻了數以百萬計的美元，又將同樣多的美元投資給了以色列的企業。身為荷蘭猶太人後裔的美國人，摩根索在紐約的幾個猶太人組織的理事會里供職。在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問題上，他是公認的鷹派。他的妻子辛西婭是紐約知名的室內設計師。他倆每年回阿姆斯特丹的家兩次，如同候鳥一般準時——一次在夏季，途經此地再轉去戛納城外的別墅；另一次是在冬季的假期裡。

塔裡克坐在運河對面的咖啡館裡，喝著溫暖甜美的茶水。他還了解大衛·摩根索的其他一些事情——那些事情不會出現在社群報紙上，也不會登在世界商務雜誌上。他知道，摩根索同以色列總理私交不淺；還為阿里·沙姆龍做過些事情；他還曾在巴解組織和以色列政府之間充當過秘密中間人的角色。正因為所有這些，塔裡克要殺了他。

蕾拉在逗留阿姆斯特丹期間，已經完成了一份詳盡的監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