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臺中央時這個因素可以忽略），同樣的品行、才華、個人興趣，司馬君實和王介甫這樣的兩個人想不成為朋友都難。

從嘉祐時期的宋人賜給他們的共同雅號——“嘉祐四友”（另外兩位是韓維、呂公著）上看，就不難看出他們的關係。

後來大量的雜談野史證明了，嘉祐年間，東京的朝堂外，王、司馬、呂、韓等人常常聚會於東京的各種高檔會所，構成了一個精英文化群體。

在仁宗朝，特別是嘉祐年間，王安石進京後，四人“同在從班，特相友善。暇日多會於僧坊，往往談燕終日，他人罕得而預”。

儘管日後王介甫司馬君實對於當初兩人曾經的親密關係欲蓋彌彰，王安石說我和君實的交情還是比較深的，只是兩個人看問題的視角和處理方法經常不同，難免有爭執。

在洛陽閉門修書的司馬光話語卻有些酸，說王介甫素來對我淡漠，和他不過是普通同事關係，僅此而已。

決裂後的冷漠並不能掩蓋當年的熱情。

且不看王安石每作一新詞，司馬大人熱情應和（如《明妃曲》），遊吟唱和間，司馬光微醉時也揮筆寫下《和王介甫烘蝨》這樣風趣的戲謔之作：“但思努力自潔清，群蝨皆當遠逋播。”意思說哥們你那個人衛生也該清理清理了，別老帶上蝨子和我們做朋友。

這樣調皮輕快的作品在司馬光的一生中很少見，裡面包含著“嘉祐四友”當初怎樣的快樂時光啊！

當年輕的趙頊成為北宋帝國的新東家後，尋找合適的大掌櫃成了他的當務之需，這時，有人開始不停地在他的耳邊提起了王安石的名字，而一向老成的司馬光對王安石的那句總結性評語更是徹底打動了他。

司馬光說：“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鹹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鹹被其澤矣。”

司馬光餘生不知有多少次為當初他作出的評價而後悔，但是，當初的讚美卻出自肺腑。

王安石對司馬光亦是崇敬推重有加，嘉祐六年司馬光的堂兄司馬沂逝世，墓表司馬光沒請別人，就是王安石，架子向來大的王安石沒有推辭，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