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座橋後來也處於半癱瘓狀態。

在“高壓鍋”的猛蒸猛煮下，第19師團雖然尚未爛，但也快了。

尾高的“親信部隊”佐藤聯隊包括聯隊長佐藤在內，僅剩三名軍官，其他在前線作戰的聯隊也是傷亡枕藉，整個師團差不多被打成了空殼。尾高明知必須留下預備隊，到這一步也顧不得了，他把作為預備隊的長勇聯隊全都部署到了第一線——不管怎麼說，打滿補丁的褲子總比光屁股強吧。

當著部下的面，尾高鼓動殘餘官兵們繼續在張鼓峰死守下去，哪怕是戰鬥到最後一人，為此他還搬出了一段“七生報國”的典故。

全被出賣了

所謂“七生報國”，說的

是日本古代的兩名兄弟武士，戰敗後弟弟問哥哥：“你死後的願望是什麼？”

哥哥說：“我的願望是輪迴七次（即七生），再回人間消滅敵人。”

兩兄弟商量妥當，便互刺自盡。尾高說到這段著名典故的時候，臉上仍然是一副抱著垃圾股還死不肯割肉的倔犟樣，可是一轉身一回頭，他那慘白慘白的臉色足以嚇死人。

尾高以師團參謀長的名義，向已離開前線的“朝鮮軍”北野參謀長發出電報，先將第19師團所處險境描述一番，接著便老實承認“目前本師團的作戰能力已到了最後的極限”，希望參謀本部能透過外交途徑，儘快實行停戰。

參謀本部聞訊，派一名高階參謀對張鼓峰進行了緊急視察。這名參謀飛回東京後，把戰場的不利態勢和慘烈戰況如實進行了彙報，他告訴參謀次長多田駿等人：“晚撤退不如早撤退，晚撤退的話，只會招致更多毫無意義的傷亡。”

參謀本部大驚失色，趕緊下令關東軍做好應急準備，同時將原計劃趕赴廣東參戰的一個師團抽回，作為第19師團的預備隊。

1938年8月10日夜，蘇軍佔領張鼓峰山頂的一角，但也正是在這天晚上，日蘇的停戰談判終於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日本方面，由於武漢會戰打響，軍備需求變得格外緊張，國內生產力也再次達到極限。據參謀本部測算，假如爆發對蘇全面戰爭的話，其現存彈藥不足15個師團一次會戰所需，所以軍部雖然調兵遣將，但實際上並沒有決心和準備進行兩面作戰。

8月10日晚上12點，重光葵和李維諾夫分別代表本國在停戰協定上籤了字。停戰協定並沒有重新劃定邊界，只是規定日蘇兩軍須雙雙撤離張鼓峰山頂。

日本政府自誇取得了“外交上的勝利”，軍部則對外逞強說，張鼓峰戰役是以少數兵力頂住了大敵，所以不是敗仗。

為了進行宣傳，日本報紙還特意避結果抓細節。長勇聯隊長作為第19師團的軍方代表參加了談判，他在談判現場故作姿態，來了個仰天大臥的睡佛造型，記者們如獲至寶，對這一幕進行著力渲染，寫出了一個純屬意淫的勇武故事。

結果卻是真吃虧。軍部將第19師團撤到了圖們江南岸，第19師團固然戰鬥力已嚴重不足，可是軍部也沒有再增派其他部隊去張鼓峰設防，理由是：“邊境上的幾個丘陵沒有任何留戀的必要，不應該繼續近距離對峙，以免播下衝突的種子。”

蘇聯人對那幾個丘陵卻是很在意，在第19師團撤離後，他們迅速控制住了張鼓峰和沙草峰，相對於以前的假訊息，這次才是真正的佔領。

四天後，蘇聯高層透過內部調查報告，得知了假訊息的真相，不過隨後的態度和做法卻頗讓人捉摸不透。

蘇聯高層不僅未對假訊息進行追查，還大擺慶功宴。所有參戰將官和部隊都獲得了列寧勳章或紅旗勳章，施特恩也不例外，唯一例外的是加倫，他並不在授獎名單之列。

1938年8月18日，施特恩正式取代加倫，被任命為遠東方面軍司令。三年後他遭到處決，不過跟張鼓峰之戰毫無關係，罪名是“暗藏的托洛斯基分子”。

加倫預感到災禍來臨。當他從張鼓峰前線被召回時，精神已極度緊張，返回途中，他和麥赫利斯坐在同一列車廂裡，麥赫利斯對他冷嘲熱諷，說他不應該穿白色制服去前線，尤其是去前沿陣地。

白這個顏色在蘇共概念裡絕對不是好詞，它代表著與“蘇聯紅軍”相對的軍政力量。加倫一生謹慎，此時也意識到自己忙中出錯，給人找到了可攻擊之處，可他已經不在乎了，因為他知道，與“白”相比，一定還有更大更可怕的罪狀在前面迎候著他。

在前前後後想了一通之後，加倫逐漸意識到新的罪狀會是什麼，一時悲憤交加。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