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地說，第23師團並不比老師團差到哪裡去，若是換了第7師團在諾門罕，也未必就能打得更出彩。

植田說到激動處，忽然老淚縱橫：“越到這個時候，越不能不信任小松原。否則，如果我是小松原，是會切腹自殺的。”

既然植田已經講到這種地步，眾人也就不再堅持，於是方案中的第7師團變成了第23師團。

關東軍的作戰方案隨即報到參謀本部。參謀本部圍繞這一方案的爭論也十分激烈，有人提出，諾門罕事件說到底不過是邊境衝突，現在侵華戰爭懸而未決，關內兵力很是緊張，這種時候在邊境犧牲和消耗部隊是否值得？

更多的人主張，邊境糾紛應比照張鼓峰事件的處理方式，透過外交途徑予以解決，這方面的意見主要來自陸軍省軍事課長巖畔豪雄大佐。

參謀本部作戰課長稻田對於諾門罕戰役，表現得並沒有張鼓峰那麼熱心，這主要還是由於前線消耗太大，國內生產力早已力不從心，參謀本部不得不把重點轉移到侵華戰爭中來。

不過他對上次搜尋支隊全軍覆滅，始終耿耿於懷，總想尋機進行報復，關東軍的作戰方案正中其下懷。

稻田在參謀本部，是除總長、次長以外一言九鼎的人物，只要那兩位老大裝閉嘴葫蘆，基本上就是他一個人說了算，但巖畔是陸軍省的人，並不屬他管。

於是，稻田便拉上巖畔，一起去找巖畔的上級、陸軍大臣板垣徵四郎作個公斷。

稻田報告完畢，巖畔正要發言，板垣就打斷他說：“好啦！大不過一個師團的事情，不必過於斤斤計較，讓關東軍搞去吧。”

沒讓巖畔說下去，板垣就完全同意了稻田的意見。

板垣出自關東軍，自然是很能領會孃家人的良苦用心。事實上，在稻田、巖畔求見之前，他已經與參謀總長載仁親王、教育總監西尾壽造中將等日本陸軍的巨頭進行了溝通，得出的結論是可以進行試探進攻。

武漢會戰結束後，日軍在關內的大規模進攻已告一段落，再要往前突進，暫時力不能及。沒有大的作戰任務，也就用不著抽調關東軍或讓關東軍做什麼配合，自然是可以由著自己的性子先玩上一把。

雖然板垣已經開出了合法通行證，但參謀本部內仍有人反對動用戰略單位的師團，認為抽調如此多兵力後，可能影響東北“治安”。稻田便學著板垣的口吻說：“萬不得已時，只要決心放棄大興安嶺以西就行了，而且做這件事我們也有限度，至多把一個師團交由關東軍自行裁定。”

1939年6月20日，植田向地面部隊下達了集結令。

板垣、稻田所謂的限定兵力不過是他們的一相情願，或者說裝聾作啞，這次由關東軍司令官親自指揮的戰役，名義上雖是由第23師團單挑，但實際上關東軍直轄部隊中的所有精兵強將都出動了，包括第7師團第26聯隊、第1戰車團（相當於坦克師團）、第2飛行集團（相當於飛行師團）。

坦克部隊的加盟，讓第23師團參謀長大內孜大佐感到特別高興。

第23師團高層有兩個所謂的“蘇聯通”，除了小松原之外，就是大內。大內曾出任駐拉脫維亞的武官，另外他還像朱可夫一樣，是騎兵出身，做過騎兵集團參謀，對草原作戰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據說他在就任參謀長時，就曾向關東軍司令部建議：“在海洋般遼闊的呼倫貝爾草原上作戰，只靠徒步行軍是不行的，必須用機械化部隊迅速開闢出一個行動半徑。”

大內甚至提出：“那種日俄時期的馬拉三八式野炮，射程最多不超過四五千米，用這種炮，無論如何是打不了勝仗的。”

顯然，大內的一些想法脫離了日本陸軍將官的習慣性思維，也正因為如此，註定得不到關東軍司令部的重視和認可。現在植田撥出第1戰車團，也不是因為採納了大內的建議，而只是為了把他的寶貝拿到前線去顯擺顯擺。

如此大規模調動，使得諾門罕前線的高階別日軍將佐成堆，那些坦克和航空兵的頭頭全都和小松原一樣掛著中將的肩牌。

按照日本陸軍的規矩，在一個戰區內，如果將領們軍銜相同，以授銜早的為主官。小松原提升最早，便名正言順地被植田授以前敵總指揮一職。

上一次兵力過少，又缺乏重武器配備，這次人既多，又擁有坦克大炮，讓小松原的腦袋一下子充了血，精神極度亢奮。

在日軍戰將中，若是要挑出一個有希望對蘇軍戰而勝之的大將，還真非小松原莫屬。大使館副武官可不是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