裡只有一種強烈的厭世感，乃至於對周圍的所有東西都不再感興趣。

在蘇軍的嚴密監視下，關東軍對屍體進行了收容。9月24日，在收容過程中，衛生隊發現山縣和伊勢的屍體，以及尚未完全燒掉的聯隊軍旗。

軍旗的發現，讓關東軍司令部大大鬆了口氣。其實也就他們把軍旗看得如此重要，別人並不當一回事，在蘇軍看來，聯隊都覆滅了，有沒有繳到那面小旗子實在是無足輕重。

關東軍共從戰場收集到四千多具屍體，臨時火葬時，因為大火引爆了手雷，兩名負責火葬計程車兵還因此陪葬了進去。

這火化的四千多具屍體僅是死者中的一部分，當時第6軍釋出戰報時，稱戰死者為七千餘人，但實際情況遠遠不止。根據二戰結束後靖國神社的統計資料，戰死於諾門罕的日本官兵應為一萬八千餘人。

火燒掉的除了屍體，還有日本對蘇作戰的信心。裕仁天皇窩著一肚子邪火無處發洩，這才想到要對“朕的軍隊”進行查辦，他以前所未有的嚴厲態度，從上到下，對所有負有責任的人員進行了層層追究。

除參謀總長載仁親王身份特殊，系皇親國戚，所以得以留任外，次長中島鐵藏、作戰部長橋本群均在劫難逃，被雙雙免職，轉入預備役，作戰課長同時易人，稻田正純被降到軍事學校做了副校長。

關東軍司令部這一層早就罷免的罷免，撤職的撤職，再往下去，因為各級軍官死傷過多，需要進行善後處理，所以緩了一步。

1939年11月6日，終於輪到了荻洲和小松原，兩人均被撤職，幾個月後編入預備役。小松原的參謀長岡本則還沒等免他的職，就在醫院裡被傷兵用戰刀給劈掉了。

之後便是中高階指揮官中蔓延的自殺潮。其實不一定是當事人自己想自殺，比如搜尋隊長井置榮一，關東軍司令部專門派來兩名他熟悉的軍官，勸了一晚上，不是勸他不要自尋短見，是勸他“為國盡忠”：你下令撤退，讓關東軍沒了面子，還不趕緊將功補過，自行做一了斷！

井置起先猶不服氣，分辯說他在率部逃出時，弗依高地在作戰上已毫無價值，雙方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關東軍司令部急了，竟然透過軍醫部部長直接告訴井置：你有糖尿病，腿部的傷反正也治不好了，早死晚死都是一死，何必賴活著呢。

井置被逼得實在沒辦法，只好用手槍給自己腦袋上來了一下。

其實直到日俄戰爭，日軍內部還不興這一套，變態是從“一？二八”淞滬會戰空閒升少佐自殺開始的。當時辻政信在巡迴演講時，以空閒升部下的身份加以大力宣揚，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除了井置以外，被逼自殺的還有第8國境守備隊隊長長谷部理睿大佐，理由不外乎都是仗打得糟糕，不死不足以保全“皇軍榮譽”。

只有第72聯隊長酒井美喜雄大佐不算被逼的，不過想想整個聯隊都覆滅了，就算能養好傷出院，也沒他什麼好果子吃，於是步了井置、長谷部的後塵。

甚至關東軍對被蘇軍俘虜過的人也不放過。這些人被送至陸軍醫院，嚴禁外出，也不準與他人交談，以免吐露蘇軍優待俘虜的實情。

士兵相對還好一些，經詢問、審查後，即3至5人為一批，被派去蘇蒙邊境修碉堡去了。軍官更倒黴，審查的時候就會告訴你：被俘是“皇軍”的汙點，你是軍人，這麼活著實在是太恥辱了。

回到房間，這些軍官就會得到一把手槍，逼他們像井置一樣自殺。好多人死前猛抓自己的頭皮：“蘇聯軍都沒有殺我，你們為什麼要殺我啊？”

是啊，早知道這樣，回來幹嗎呢？

有人就聰明，選擇了不回來，二戰結束後還能以蘇聯市民身份，攜妻帶兒回日本原籍探親哩。

諾門罕戰役對日軍在二戰前的整體戰略產生了深遠影響。一開始，他們對蘇軍的實力並不完全清楚，“迄今為止，我們不瞭解蘇聯已將其摩托化部隊裝備到何種程度”，這一仗打完，瞭解了，原來蘇軍裝備尤其是炮兵和坦克裝甲兵，在火力和機械化程度方面已經遠超日軍。

戰後，日本軍部專門成立“諾門罕事件委員會”，對諾門罕戰役中雙方所擁有的軍備進行研究。研究人員發現，凡是在戰場上曾直接同蘇軍打過仗的部隊，沒有一個不認可蘇軍猛烈的火力。委員會因此在一份報告中說：“日本陸軍由於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實戰經驗，逐漸喪失了對火器的正確認識。”

此外，蘇軍在戰術、情報和後勤上的優勢也十分明顯。委員會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