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著石階上行，老曾突然在路邊扯了一把鮮花，向岔道走去。我指責道：“老曾，你這可不對哈，破壞公物也還罷了，可你都60了，還採路邊野花，會把我們這些小朋友教壞的。”

老曾嘿嘿笑著沒有答腔，埋頭向右上的一個平臺走去。平臺上是一個紀念碑，碑上刻的是“志願參加抗日戰爭犧牲的蘇聯軍官，司特諾夫、卡特諾夫烈士之墓。1959年立。”一位滿頭白髮的老人正在碑前瞻仰。

老曾把花放到墓碑前，向碑鞠了一躬，然後才回頭告訴我們：“我每次來這裡，都要給他們獻個花。”

小敏好奇地問：“曾伯，是不是他們救過你和你的家人？”

老曾搖搖頭說：“這倒不是。抗戰時期，蘇聯曾經派了一千架飛機到重慶，以志願兵的名義參加保衛重慶的空戰，如果沒有這些飛機，重慶在大轟炸期間還要死更多的人。由於這兩個飛機員死得太冤了，所以我給他們獻花。”

“怎麼個冤法？”我追問道。

“冤之一，他們的飛機被擊落在彈子石長江一帶，當時並沒有死，是救援太慢淹死的。空軍死在水裡，所以很冤。”老曾又指著墓碑上的俄文講：“這個卡特諾夫的俄文寫錯了，寫成了卡特諾娃，成了女人的名字，此為冤之二。”

潘天棒驚奇地問道：“曾叔叔，你居然還懂得俄文啊！”

我說：“這個有什麼奇怪，老曾他們這一輩人大部分學的外語都是俄文呢。我奇怪的倒是另一≮。qisuu。　奇書網電子書≯點，這兩個飛行員犧牲在長江裡，為什麼墓碑卻在鵝嶺？”

老曾說：“這個就不清楚了。不過，當年蘇聯飛行員主要是在萬縣阻擋日本飛機。”

碑前那位白髮老人轉過身來，插嘴道：“說得不全對，1938年和1940年，他們兩位是在重慶病死在仁慈醫院，醫院安葬他們在袁家崗左側山頭，後移至袁家崗至石坪公路右側，因修袁家崗到石坪橋的公路，1956年移到江北楊家花園的陵園墓地，但是那裡的墓地太狹小，政府覺得長期安葬國際烈士不當，1959年的時候，經重慶市委決定才遷葬到這裡。淹死的飛行員另有其人，萬州有一個庫裡申科烈士墓，是他們的大隊長，才是犧牲在江裡的。他在戰鬥時發動機出問題，降落在長江，但他體力不支，游到岸前淹死了。”

這個老人看起來比老曾年齡大了許多，但腰板卻挺得筆直，可能以前是位軍人，說話不容置疑。

“發動機中途出問題？那是裝備太差了、飛機的質量太歪了，是不是中國造的？”潘天棒是一個軍事發燒友，忍不住接過話頭。

白髮老人瞧了瞧了潘天棒，講道：“小兄弟，那是蘇聯的飛機。中國那個時候只有91架可以用的飛機。蘇聯飛機雖然比中國的好得多，但還是不如日本，所以在空戰中很被動。到1939年後，蘇聯戰場吃緊，援華的志願兵空軍就撤走了。”

“對！”老曾說：“40年以後，日本飛機對重慶的轟炸就瘋狂起來了。如果蘇聯空軍還在，重慶大轟炸就不會死那麼多人了。”

潘天棒問：“那個時候，還是美國的飛機最好吧？”

白髮老人講：“當然！美國援助中國抗日，成立了一支專門的空軍部隊，用的都是美國戰機。他們在雲南、緬甸打空戰，把日本打得灰頭土臉，主要原因還是飛機制造技術水平更高。因為連戰告捷，重慶的老百姓把這支美國援華空軍稱為飛虎隊。領導飛虎隊的那位陳納德將軍離開重慶回國時，蔣介石給他開了一個歡送會，派車去接他，但在路上就開不動了，因為給他送別的重慶人太多，把沿途的路全部塞滿了。老百姓最後是把這輛車抬起來走的，還繞了好多彎路，抬上一個個石階，陳納德才到達主席臺。那時的報紙上講：自從馬可波羅以來，還沒有一個外國人能夠如此博得中國人的人心！其實啊，我看陳納德之了不起，是因為他在中國呆了八年，一直努力幫助中國人抗日。但中國飛行員素質並不差，愛動腦筋而且更亡命！40年的時候，一幫中國飛行員發明了用小降落傘丟炸彈，在空中引爆的戰術，那段時間，這些中國飛行員用這個辦法把日本人打得很慘！如果當時中國軍隊有和美國質量一樣好的飛機，我們一樣會取得飛虎隊那樣的戰績！”

潘天棒悄聲在我耳邊說：“其實我小時候的人生理想，就是造飛機。”

我嘲笑他道：“怪不得中國空難那麼少，原來只是因為你搞旅遊去了，幸運啊！”

我們和老人一起從紀念碑下臺階，老曾又問道：“聽說陳納德走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