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成了一方領主，也就是他恰恰成了自己要反對的那一類人。

第十一章商鞅危乎（2）

這個悖謬，在不久的將來就會讓他陷入絕境。

不過此時的商鞅渾然不覺，謝恩後回到府第，對家臣說：“我不過是衛國宗室的一個支庶，挾滿腹謀略歸秦，為秦提出改革治國之道，立致富強。今又奪得魏地七百里，封邑十五城。大丈夫得志，可謂極矣。”

然而，自古高處不勝寒。況且商鞅這樣一個客卿，在秦國毫無根基，完全是因秦孝公的器重與信任，才獲得如此之成功，那麼他的榮辱，也就與秦孝公的狀況密切相關。

這不單是“封建社會”才有的人際關係，這種依附式、授權式的人際關係是千秋萬代都會有的。

商鞅現在已經是危乎高哉了！

他的成功潛在著對他本人的極大不利。他在變法期間，對秦國的宗室管束極嚴，到了“日繩秦之貴公子”（每天都要約束秦國宗室）的地步，以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這就基本上把秦國的上層給得罪光了。

那麼下層老百姓是否可以成為他的靠山呢？不能！且不說小民究竟有多少力量，悲劇性就在於，商鞅變法也使小民心生怨恨。

從種種記載看，商鞅既是個理想主義者，也是個目的論者，為人刻薄寡恩，為了推行變法絕對不講溫情。他的新法中，有連坐之法，相當嚴厲，據說增加了鑿頂、抽肋、鑊烹等酷刑。

酷刑固然是西周以來的習慣法，但在戰國時期已漸漸淡化，到了商鞅這裡又重新加強，百姓焉能不怨？

除了秦孝公，他已經完全沒有任何屏障了。

這處境就相當險惡。

他是怎麼把自己搞成這樣子的呢？

司馬遷說商鞅是“天資刻薄之人”，劉向《新序》裡也說商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鐵鉞之誅”，也就是說，他加強了周朝肉刑的嚴酷性。據說商鞅在渭河邊對觸犯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