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時代的太虛大師，思想十分活躍。1907年經同學華山、棲雲等介紹，大師得讀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鄒容等人的著述，深受激勵，嚮往革命。他當時還讀了不少空想社會主義者恨政府主義者，如托爾斯泰、巴枯寧、蒲魯東、克魯泡特金的書，甚至於馬克思的著作。1911年，大師在廣州期間，時與革命黨人有聯絡，參加秘密活動。大師嘗自述其青年時期政治思想之演變說：“我的政治社會思想，乃由君憲而國民革命，而社會主義，而無政府主義。並得讀章太炎《建立宗教論》、《五無論》、《俱分進化論》等，意將以無政府主義與佛教為鄰近，而可由民主社會主義以漸階進。”（《自傳》）廣州起義失敗後，大師因作《吊黃花崗》死難烈士詩，險遭不測，遂離粵至滬。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及目睹國內時局的艱難，大師對前此自己的思想發生了懷疑，從而進行了一番反思，覺得不能再如此荒棄光陰了。於是，他在這一年的10月，謝絕俗緣，於普陀山錫麟禪院閉關自修。印光大師為之封關，並題其關房曰“遁無悶廬”，大師自署曰“昧庵”。在三年的閉關期間，大師悉心研習各宗著述，尤專心於唯識系之經論。

由於時代的變遷，中國佛教發展到近代已不可能再照原來的樣子繼續下去了，而必須在各個方面做適應時代的調整和改革。太虛大師是中國近代佛教改革運動中的一位理論家和實踐家。他早年受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那時就認為，“中國政治革命後，中國的佛學亦須經過革命。”（《自傳》）因此，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振興佛教、建設新佛教文化的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在創辦僧伽佛學院，培養新僧人材；組織居士正信會，團結各界信眾；出版書報雜誌，宣傳佛教文化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對於佛教改革的某些主張和意見，就是在今天也還有其重要的參考價值。

大師對於佛教改革的主張和實踐是多方面的，而主要集中在兩大方面。這就是他在《志行之自述》中所歸納的：“志在整興佛教僧會，行在瑜伽菩薩戒本”。對此，他自述說：“斯志斯行，餘蓋決定於民四（1915年）之冬，而迄今（民十三，1924年）持之弗渝者也。”再進一步講，此“志行之所在”，也是他“將奉之以盡此一報身，而為長劫修菩薩道之資糧者。”所以，從這兩方面入手來探討太虛大師對中國近代佛教發展的構想與貢獻，無疑是最為恰當的。

所謂整興佛教僧會，就是要從出家的主持僧（僧伽集團）和在家的居士正信會兩方面來整頓和振興佛教。大師認為，在家信眾和出家僧眾是相輔相行的，佛教的振興必須落實到正信的俗世士女，才是圓滿。所以，他積極支援和協助各地信眾組織成立佛教正信會，為廣大信眾講經說法。他主張以五戒十善作為在家信眾的根本，培養善美的人倫道德，改善社會風尚。不過，與此相比，整頓僧伽制度顯得更為重要和根本，因為僧伽是“住持三寶之本”。早在1913年，大師在寄禪和尚的追悼會上，針對當時佛教叢林存在的積弊，就提出了“教理革命”、“教製革命”、“教產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這裡，教理革命的中心是要革除愚弄世人的鬼神迷信，積極倡導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去改善國家社會。教製革命的中心是要改革僧眾的生活、組織制度，建立起適應時代需要的住持僧團。教產革命的中心是要變按法派繼承寺廟遺產的舊規為十方僧眾公有制，並作為供養有德長老，培養青年僧伽，興辦佛教事業之用。

在這三大革命之中，大師又認為以“教製革命”為根本。因為，只有培養出合格的僧伽，建立起嚴格的組織制度，“教理”和“教產”的革命才有可靠的保證。所以，他在以後的實踐中主要是從興辦僧伽佛學院，培養新的僧伽人材著手。由大師親手創立、主持或講過學的佛學院有：“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柏林教理院”、“漢藏教理院”等。當時，在大師僧教育思想和實踐的影響下，還創辦了許多佛學院。這些佛學院為中國近代培養一大批、好幾代優秀的佛教弘法人材，其流澤惠及於今。

所謂“瑜伽菩薩戒本”，是指從玄奘譯《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菩薩地·初持瑜伽處戒品”中節錄出的《菩薩戒本》。太虛大師認為，佛教統攝於教、理、行、果，而其要則在於行。行有無數量，而其本則在於戒。戒有種種，而其歸則在於菩薩戒。大師之所以要以“瑜伽菩薩戒本”所示之菩薩戒為歸，這是因為他認為，此戒以“饒益有情，專以捨己利他為事”，而這正是“菩薩之入俗，佛陀之應世”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