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觀時表演。一個看守勸我表演武術，被我拒絕。

我只是每天遙望東南，妄想著上海的武館。

四個月後，我結束勞教，賺了三千多塊錢。監獄組織我們製作玉器，遠銷到菲律賓和印尼。算了一下，平均每月九百六十多塊，比我以前的工作賺得還多。

我強烈要求留下，博得所有看守的同情，但我還是被請了出去。

一位老看守對我說：“聽說了，外面現在很不好混，你要實在混不下去，就——回來。”我緊緊地握住他的雙手，我倆都禁不住熱淚盈眶。

買張火車票，我去了上海。我在勞工市場找到份工作，在所大學擔任保安。我很不自信地問：“我這樣的人能當保安？”辦事員面無表情地說：“只有罪犯能對付罪犯。”我表示贊同。

大學門口總蹲著一些痞子，在上學放學時騷擾女生。將他們趕走，是我的主要工作。痞子們愛談論一個醫務室護士。她比校長小二十歲，和我同齡。

學校經常組織體檢，作為重要的員工福利。一次體檢後，她將我叫住：“你的左眼下有一顆痣，長在這個位置會給你帶來不幸，讓我點掉它吧。”她把我燙傷後，被我打翻在地。

我倆在地上打滾時，被一位來打針的同學發現，那位同學在走廊中放聲大叫。有一個時期，同學們表達情緒，總是喊：“啊！師母！”校長審查了我的歷史，全校都知道我是個罪犯。作為教育家，校長讓我搬進他家，我和師母溫文爾雅地相處，令校長覺得自己大獲成功。我們三人過著不明不白的生活，校長常對我說：“人們總是對犯過罪的人懷有偏見，但我相信你和師母是清白的！”每次都說得我痛哭流涕。

當校長在別的學校作“人格成長與世俗偏見”的演講時，我和師母在醫務室被人“啊！師母！”地再一次發現。

我終於失掉了我的工作。

流浪期間，我對上海的餐飲業進行調查，總結出最便宜的還是學校食堂，從此流竄在上海各大院校。

在便宜中，最好吃的是戲劇學院。一天有位女明星迴到母校，追憶自己的純真年代，她像個十六歲的姑娘，端著飯盒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