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之父索緒爾。索緒爾的《一般語言學教程》，徹底改寫了“語言學”這一學科的存在形式。在索緒爾之前，語言學的研究，就是歷史、語文、比較研究的範疇。而從索緒爾開始，語言學家開始研究自言語言的結構。

《一般語言學教程》，講的就是研究自然語言結構方法的基礎。

語言是一個雙面體系。一個詞彙，存在一個所指，一個能指。“所指”指向的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能指”指向的，是這個詞彙的語言。

在索緒爾看來，世界上，存在一個集合。這個集合內的每一個元素，都與客觀世界的一個或數個概念相對應。而任意一種語言的每一個詞彙，都與這個集合之中的一個元素相對應。這種觀念近似於柏拉圖的“理念世界”觀。

在索緒爾這裡，語言的“結構”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務。

這就是“結構主義”——區別於布林巴基學派數學層面結構主義的，語言學的結構主義。

正是有了這些基礎結構，具有公理性質的數學概念，也就自然而然的導向了索緒爾的那些思想。

有可能將語言活動，簡化成根據一些形式規則而產生的符號串，並且符號以一種慣用又任意的方式與含義聯絡到一起。

實際上，機械語言的運用，就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之下完成的。

不過，在這個世界，這種觀點很難在文明的早期被提出來。

因為，在這個世界，修士的行動能力非常強大。就算是文明早期，修士也足以承擔“交流”的任務。一個種屬、一個文明之內，頂多只有兩三種語言，餘下的都是方言。

少了這種不同語言之間的對比，想要悟出這一重，卻是要難了很多。

而且，一般情況下，也沒有必要做這種思考——畢竟，一個文明也才一兩種語言而已，學一個就得了。

王崎就是因為有心“結構主義”，所以在人族與萳族接觸的那會兒，就丟擲了這個結構主義語言學。

實際上，萳族的結繩記事，也可以分為“所指”與“能指”。“所指”是繩結的意思，而“能指”，則是繩結在三維空間之中的結構，以及其代表的語音。

即使是在萳族語言上，這一點也依舊成立。

在聽完王崎講述這“所指”與“能指”的道理、接受了“符號學”的思想之後，子虛易幾乎拜服在地上，羞愧道：“空讀了幾十年的書，習了幾十年的字，卻連這‘符號’的精義都不明白。若不是得王崎先生點撥，怕是要眾生矇在鼓裡……愧殺我也，愧殺我也啊！”

王崎一口老血卡在喉嚨裡：“子虛老兄啊，你不要這樣一口一個愧殺我也，這樣搞得我很難學習啊！”

“這，學生還有何臉面教王崎先生？”子虛易道：“不敢貽笑大方……”

“怎麼是貽笑大方呢？”王崎道：“論對文字理解的廣博，我真的不如你們啊……”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子虛易道：“王崎先生已經深諳文字之至理，又何必捨本逐末，來求訓詁之法？”

“誒，我說你們毓族文字學是不是除了個訓詁就沒別的了？”王崎不樂意了：“我怎麼就‘深諳文字之至理’了？自己有多大口氣我自己不比你清楚啊？”

“這……”子虛易一想，倒覺得確實有道理。王崎先生雖然人不靠譜，送給好友的禮物還非要拉著他杜撰一番吉祥寓意，但是，他的學識總是真的，或許，真的能夠看到自己看不到的地方，也說不定。

所以，子虛易只能再拜，道：“我懂了。”

王崎也是無奈。如果可以的話，他真不樂意跟這些文青種族打交道。毓族、美神、真炎神、明族，哪個不是搞得他啼笑皆非、心力交瘁？

但是，他還真的要和這些傢伙打個交道。

怎麼說呢，這算是為“形式語言學”鋪路吧。

形式語言學算是與電腦科學一母同胞的學科。形式語言學早期成就之一的“圖埃語法”與“字問題”，正是計算機語言的起點之一，這是數學家最早完成的、對語言進行數學操作的嘗試，是索緒爾現代語言學的自然延伸。

而更進一步的，則是喬姆斯基的《句法結構》。

《句法結構》被譽為是“20世紀語言學最偉大的成就”，但實際上，它的影響力已經超脫了“語言學”的概念，延伸到“電腦科學”當中。

或者說，身為“語言學家”的喬姆斯基，其語言學的普遍性，已經超脫了自然語言，而深入到更基層的高階語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