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門中的“清貴”之職，地位雖高但無實權）。

一九零五年初，孫中山突然接到一群湖北籍留歐學生的來函並匯有八千法郎，邀請他到歐洲一遊。原來，當時張之洞在湖北主政，那些新式學堂的革命小青年成天鬧事，把老張弄得是頭皮發麻，後來他心生一計，何不用公款將他們送出國外，既可以讓自己的地頭清靜，也博得善教愛才之名。不過，在派送的時候，張之洞特意留了個心眼，那就是鬧騰動靜小的送日本，動靜大的就送歐洲－－－這樣離得遠一點嘛。

當時在歐洲的那些湖北官費留學生個個都很有錢，他們大都出身富裕家庭，加上官費又充足，日子過得逍遙自在。貧困催反心，這飽暖有時也會鬧革命。這些官費留學生到歐洲後又想搞點革命活動，但苦於沒有帶頭大哥，難有影響。後來，他們聽說北辰在歐洲的名聲很大，這時恰好有個叫劉成禺的留學生和北辰有過交往，於是便透過他將北辰邀請過來，以壯聲勢。

北辰接到這筆鉅款，當然喜不自禁，很快便前往歐洲。到歐洲後，北辰拿出了他的十六字綱領“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設民國，平均地權”，在歐洲各大城市如布魯塞爾、柏林、巴黎兜了一圈，大加宣傳了一番後便直接去了日本。

在東京，透過楊度的介紹，北辰與黃興等人相識，並倡導籌備成立中國同盟會，得到了黃興等人的贊同。

……………（未完待續。）

第九十六章　戰士的理想，三駕馬車

自1903…1905年開始推行的清廷新政，是清朝最後一次，也堪稱是最認真的一次西方式的改革，但是這場改革卻只能依靠行政手段來推行，本來就已經陷入腐敗和失效的行政網路，正好藉助新政施展其最後的瘋狂。

“借新政之名，其實金錢主義”，幾乎所有的新政名目，從辦學堂、辦警務、到興辦地方自治，清查戶口、丈量土地，都成了官吏們藉機斂財的機會，各種田賦附加和捐稅，直接冠以各項新政的名義。

應該說，新政的實施，雖然在程度上有很大差別，但在大方向上與革命的目標是一致的，均屬於西式的向著現代化的改革。然而，對於這種改革的怨恨，卻成了同一目標的更大變革的起點，這對於清廷和民眾來說，都是難以想像的。

庚子以後，巨大的賠款和外債壓力，已使民眾對於經濟負擔的承受力非常脆弱，而日益臃腫和失效的官僚體系更是難以承擔改革重負。不幸的是，清朝政府將自身拖到了病入膏肓的關頭才進行改革，社會根本無力承受越來越大的改革成本，更改民怨越大，分崩離析也就在所難免了。

儘管看到了這個歷史發展的必然，但陳文強並不認為推翻滿清將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對在東京正籌備成立的同盟會也持保留意見。

古諺曰“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由各路秀才人等所組成的“同盟會”正應了這條諺語。秀才們雖滿懷改造國家的理想和熱忱，但這幫熱血沸騰的年輕人手裡卻沒有絲毫的力量可言。儘管他們企圖從自己所掌握的現代社會理論和科學技術中尋求力量倍增器，但將要提出的綱領卻並不讓陳文強欽服。

排滿，依舊是排滿。儘管減少了漢人的阻力，縮小了打擊面，以至於大家都認為只要“韃虜”一驅除，自然就萬事大吉，革命成功。但也正因為如此，後來的革命也就到此為止。這就象倒影一樣，思想的高度決定了行動的遠度。

而“平均地權”代表的是脫離了國內土地利益的海外華僑之呼聲，但對於革命黨的大多數出身於國內地主階層的成員來說，卻是與其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重大問題。分歧，不可調和，最後的分裂，事物的發展規律似乎決定了最後的結局。

再說，從陳文強接到的上海轉來的東京支部的電報中，這個正在籌備的同盟會愈發讓他感覺怪異。

看吧，革命的思路，源自美國的民主樣本；革命的榜樣，是日本的維新成就；革命活動的會場，是日本民間侵華組織黑龍會的“朋友”頭山滿友情贊助的；革命活動的資金，也要在海外華僑中募集，可能還有日本政府所授意下的在野日本人士的準官方金援……這樣的交情，還好意思提“侵略”二字嗎？

和日本聯絡得越緊密，陳文強越反感。別的不說，知道抗日戰爭就絕對不會對日本人有什麼好印象。

所以，陳文強在給上海總部的電報中便表明了自己的態度，“聯而不合，保持獨立”。在電報中他還不忘提醒宋教仁，要保守復興會的機密，只讓東京支部與同盟會有所聯絡。

船輕輕搖晃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