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示要量才任官，提拔賢能人做宰相。在這方面，李隆基眼光精準，能夠根據時代需求來選拔賢才。如著名的宰相姚崇、宋璟、張說、張九齡。開元初年，國家需要撥『亂』反正，走上正軌，李隆基看中了多謀善斷的姚崇。在渭川見面時，李隆基提出他當宰相， 姚崇向李隆基提出了“十事要說”，玄宗一一應允，他這才同意。“十事要說”包括了勿貪邊功、廣開言路、獎勵正直大臣、勿使皇族專權、勿使宦官專權等，李隆基基本上都按照姚崇的建議執行了。姚崇上任後， 幫助李隆基貶逐功臣、杜絕斜封官、整治外戚等。姚崇還主持了開元初年的對蝗災的治理工作。當時在黃河的南北地區都發生了嚴重蝗災，對莊稼的破壞異常嚴重。姚崇深知如果不能及時消滅蝗蟲，不僅會導致經濟的重大損失和百姓的災難，而且對於國家穩定也至關重要。他親自指揮，下令各郡縣要全力以赴消滅蝗蟲，有功的進行獎勵。在他的大力推動下，蝗災沒有再繼續蔓延，很快被制止住了。國家漸入正軌後，李隆基要以法治國。這時，打擊政敵、招權納賄、搞小集團的姚崇便下臺了。李隆基又看中了為人耿直、講原則的宋璟。為政期間，他直言上諫、不數私恩、嚴於律己，並把要繼續實行姚崇時期好的制度。他也很重視對人才的選拔任用，雖然他掌握朝政大權，但他決不徇私枉法，相反，對自己的親屬還更加嚴格地要求。最後，宋璟因工作失誤以及過於守舊被罷相。

宋璟罷相後，張嘉貞接替了他的位置。不久，文武雙全的張說又取代了他。張說上任後，軍事上，裁減了20萬邊防軍，把府兵制改成了募兵制：政治上，改革宰相機構，把“政事堂”改為“中書門下”，增加了中書省的權力：文治上，任麗正書院領導（後改名為集賢殿書院）。在張說的輔佐下，開元盛世發展到了極點。開元十三年（725年），在張說的主持下，唐玄宗在泰山舉行了封禪大典。張說後的幾位宰相，都因為不和而被罷免。開元時期的最後一位賢相張九齡是廣東人，當時的廣東被稱為嶺南，還不是發達地區，犯罪的人也經常被流放到那裡，以示懲罰。所以在人們眼裡，那裡是荒涼、艱苦的地方。出身於廣東的人由於歷代在朝中做官的很少，所以那裡出來的人很難在朝中做到宰相這麼高的官。但是張九齡卻憑藉著自己出眾的才華被玄宗相中。張九齡在做宰相之後，也像玄宗那樣看重人的品德和才幹，而不是看重其背景。在吏部參與選拔官吏時，他一直主張要公正選才，量才使用。同時，對於玄宗的過錯，他也及時地指出，加以勸諫，不因為玄宗對自己有知遇之恩就隱瞞實情。

李隆基不僅慧眼識賢相，還對吏治進行了整治，提高官僚機構的辦事效率。他採取了很多有效措施，第一，精簡機構，裁減多餘官員，把武則天以來的許多無用的官員一律裁撤，不但提高了效率，也節省了『政府』支出。第二，確立嚴格的考核制度，加強對地方官吏的管理。在每年的十月，派按察使到各地巡查民情，糾舉違法官吏，嚴懲不怠。第三，重新將諫官和史官參加宰相會議的制度予以恢復。這本是唐太宗時期的一種制度，讓諫官和史官參與討論國家大事，監督朝政。到了武則天主政之後，提拔了許敬宗和李義府等人做宰相，有的事不敢再公開，因此將這種制度也就廢除了。第四，重視縣令的任免。李隆基認為郡縣的官員是國家治理的最前沿，和百姓直接打交道，代表了國家形象。所以，李隆基經常對縣官親自出題考核他們，確切地瞭解這些縣官是不是真正地稱職。如果考試優秀，可以馬上提拔，如果名不副實，也會馬上遭到罷黜。李隆基知人善任，賞罰分明，辦事幹練果斷，這是他能開創開元盛世的主要原因。

盛世危情

開創了盛世之後，李隆基逐漸開始滿足了，沉溺於享樂之中。沒有了先前的勵精圖治精神，也沒有改革時的節儉之風了。正直的宰相張九齡等人先後被罷官，李林甫爬上了相位。李林甫最善於揣測李隆基的意思。在開元二十四年（736年），李隆基想從洛陽回京長安，但張九齡等人說秋收還沒有結束，這樣上路會『騷』擾百姓，影響生產。李林甫在張九齡走後卻對李隆基說，長安和洛陽是陛下的東宮和西宮，陛下願意什麼時候來往就什麼時候來往，不必再等以後，至於妨礙了農民秋收，免了他們的稅收也就行了。

開元二十五年（737年），李隆基因所寵武惠妃讒言，將三個兒子太子李瑛、鄂王李瑤、光王李琚廢為庶人並殺害，改立三子忠王李璵為太子。同年，武惠妃病死，李隆基日夜寢食不安，後宮雖多美人，但沒有一個能使他滿意。聽人說武惠妃的兒子壽王李瑁的妃子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