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閃：“賢契，請詳言之。”

嚴鴻道：“我大明規定商稅三十稅一，這本來就低的離譜了。可偏偏還要規定士大夫免商稅。要知道，現在大明朝物產豐富，商貿發達，這些商人一本十利，本來就比農民要有錢的多。結果倒好，富得流油的豪商們，與那些士紳官員結為一黨，一個子兒的稅都不付，朝廷的商稅反而只能去收那些底層的販夫走卒，這豈不是劫貧濟富嗎？一方面是國家用度缺乏，老百姓窮困潦倒還要咬著牙給抽稅，另一邊是那些真正有錢的人種種豁免。張先生，您說這事兒公平麼？”

嚴鴻這一番大白話甩出來，張居正不禁一振。他對於大明朝的弊政思考中，稅收不合理也在考慮之列，但立足點卻和嚴鴻有所不同。張居正雖然是第一等的奇才，畢竟是封建社會教育出來的讀書人，考慮問題難免會帶上一些窠臼。他整頓稅收國用的主要思路，還是在農稅。想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豪門大戶兼併土地，隱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