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老子李耳要這種信力，早就在春秋時就搞了。

作為一個智慧達到了那種程度的聖賢，不會不明白宗教的本質。

一個國家，特別是在資本時代，人的拜金思想是不斷加深的。從歷史發展來看，春秋時期以來，到近代中國。

人是越來越鬼的，越來越物質化、現實化。

在從先天社會過度到後天社會的春秋時期，那時候的人還是很講信義的，人與人之間是有充分信任的。

兩漢時期的民風也很淳樸，上層階級的道德素質也是比較好的。

越往後發展，統治階級的道德素質開始不斷下降，老百姓也越來越現實，腦子越越來越鬼。

這就是‘後天之道’的負面影響。

所以中華民國需要宗教力量進行教化，此時民族主義思想已經有很大市場了，本土道教也可以趁機發展起來。

就中央將道教定為國教的決定，全國上下還是很支援的。

只有一部分受西方思想荼毒的知識分子還在那裡叫囂著什麼封建迷信殘餘，大力反對中華民國發展本土宗教。

但這些人的聲音，被中央政府無視了，也被群眾無視了。

另外還有一群人在反對將道教定為國教，那就是以康、梁位首的清末變法派，這群變法派人士是忠君思想非常嚴重的。

在清末**當中，這群變法派還是一直在抱滿清臭腳。

也就是康有為、梁啟超師徒。

這群人是儒家殘留。

古代儒家確實有積極的一面，因為中國社會的老百姓好動，屬陽。儒家保守為靜，屬陰。

從而使社會陰陽平衡，也就不會亂。

但是到了清代就不一樣了，滿清入關時期，甚至想用他們自己的文字來行政，後來發現政令不通，這才放棄了這個想法。

但滿清在使用自己的文字失敗後，便立即對中國文化進行了閹割。

精華的東西被閹割掉了，糟粕的東西保留了下來。

滿清挖了這麼一個大坑出來，導致近代時期那些對傳統文化十分無知的熱血青年們，盲目的認為，傳統文化就全是糟粕，並以與全面否定。

滿清時期的儒家，就是糟粕文化的產物。

偏偏康梁師徒，以及下面一群變法派人士還十分的‘自我感覺良好’，自詡才學可比孔孟，凌駕顏淵……

“我中國曆代皆是以儒家為尊，立道教為國家，還不如立儒教為國教為好。”梁啟超在報紙上發表了反對言論。

康有為直接就開罵了，“中央此舉實在荒謬之極，我中華千餘年皆習孔孟之道，自應立孔教為國教。”

儒家、儒教，這兩者略有不同。

儒教這東西，確實也有一些積極的意義，在古代，寒門士子肚子餓了就讀聖賢書，以此充飢。

生病了，也看聖賢之書，以此養病。

這也就是孔教的信仰之力的作用，古代社會每個讀書人都以儒家為尊，這些文章讀多了，自然也形成了很強大的信仰之力，一定程度上為古代寒門士子提供了求學的幫助。

宗教之間的戰爭，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爭奪信仰之力。

不過中國古代社會因為開化得早，有聖賢理論引導，因此這些宗教不容易忽悠上層階級，儒家也不搞神棍騙人，所以宗教力量沒有掌控國家暴力機器，因而在中國少有宗教戰爭。

西方就不同了，許多戰爭都是宗教而引發的。

宗教又靠這些爭奪到的信仰之力，來忽悠國家暴力機器，使國家暴力機器為他們所支配，並進行斂財等活動。

一旦一個宗教失去了信仰之力，就無法顯現出那些‘神力’了，沒有‘神力’又怎麼忽悠統治者呢？

統治者也不是那麼好騙的，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

一旦神力不顯，誰還相信他們？

西方統治者還是比較好騙的，因為他們沒有聖賢闡述這些力量的原理，所以看到他們無法理解的力量後就以為真的有那些東西。

中國統治者則不同，你就算顯現出各種所謂‘神力’，其原理統治者都明白的，自然不會被這些宗教忽悠，甚至會對這些宗教產生忌憚，從而嚴厲打壓。

康有為、梁啟超等儒家殘留的反對，也被江渝與中央給無視了，這群傢伙在此時中華民國是沒有任何市場的。

對於儒家，特別是此時只剩下糟粕的儒家，中華民國甚至不允許他們進入教育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