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堂同型之本，舊藏天一閣者也。因影印行世，請沈兼士書額*窗欹枕室，友人或稱之為雨窗先生。隅卿用功甚勤，所為札記甚多，平素過於謙遇不肯發表，嘗考馮夢龍事蹟著作甚詳備，又抄集遺文成一卷，屢勸其付印亦未允。二月十八日是陰曆上元，他那時還出去看街上的燈，一直興致很好，不意到了第二天，便爾溘然了。我送去了一副輓聯，只有十四個字：

月夜看燈才一夢，

雨窗欹枕更何人。

中年以後喪朋友是很可悲的事，有如古書，少一部就少一部，此意惜難得恰好的達出，輓聯亦只能寫得像一副輓聯就算了。當時寫一篇紀念文，是這樣的結末的。

………【第六十章　毛澤東回憶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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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學校的最後一年，母親去世了，這樣我更不想回家了。那年夏天，我決定到北平去，當時叫北京。當時湖南有許多學生打算用‘勤工儉學’的辦法到法國去留學。法國在世界大戰中曾經用這種辦法招募中國青年為它工作。這些學生打算出國前先去北京學法文。我協助組織了這個運動，在一批批出國的人裡面有許多湖南師範學校的學生，其中大多數後來成了著名的激進分子。徐特立也受到這個運動的影響，他放棄了湖南師範學校的教席到法國去，這時他已經40多歲了。不過他到1927年才參加*黨。

紅樓內的李大釗紀念堂

和*在校工作處我陪同一些湖南學生去北京。雖然我協助組織了這個運動，而且新民學會也支援這個運動，但是我並不想去歐洲。我覺得我對自己的國家還了解得不夠，我把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那些決定去法國的學生從現在任中法大學校長的本石曾那裡學習法文，我卻沒有這樣做。我另有打算。

“北京對我來說開銷太大。我是向朋友們借了錢來首都的，來了以後，非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學教員楊昌濟，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主任，他就是李大釗，後來成了中國*黨的一位創始人，被張作霖殺害。李大釗給了我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工資不低，每月有八塊錢。”

“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

“但是我並不灰心。我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為的是能夠在北大旁聽。在新聞學會里，我遇到了別的學生，例如陳公博，他現在在南京當大官了；譚平山，他後來參加了*黨，之後又變成所謂‘第三黨’的黨員；還有邵飄萍。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1926年他被張作霖殺害了。”

“我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時候，還遇到了張國燾——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康白情，他後來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加入了三黨；段錫朋，現在在南京當教育部次長。也是在這裡，我遇見而且愛上了楊開慧。她是我以前的倫理學教員楊昌濟的女兒。在我的青年時代楊昌濟對我有很深的影響，後來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我對政治的興趣繼續增長，我的思想越來越激進。我已經把這種情況的背景告訴你了。可是就在這時候，我的思想還是混亂的，用我們的話來說，我正在找尋出路。我讀了一些關於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我常常和來看我的一個名叫朱謙之的學生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前景。在那個時候，我贊同許多無政府主義的主張。”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條件很可憐，”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對於我是一種豐富多采、生動有趣的補償。我住在一個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個人住在一間小屋子裡。我們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時候，擠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園裡，在故宮的庭院裡，我卻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還結著堅冰的時候，我看到了潔白的梅花盛開。我看到楊柳倒垂在北海上，枝頭懸桂著晶瑩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詩人岑參詠北海冬樹掛珠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不盡的樹木激起了我的驚歎和讚美。

“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國的學生一同前往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