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而臥，右為書室，室僅一桌，桌僅一硯。寢、食相對枯坐而外，低頭共硯寫文而已。居停主人不許多友來視，能來者餘妻豈明妻而外，僅有徐耀辰兄傳遞外間訊息，日或三四至也。時為*十六年，以十月二十四日去，越一星期歸，今日思之，亦如夢中矣。”我所說的便是躲在菜廠衚衕的事，有一天半農夫人來訪，其時適值餘妻亦在，因避居右室，及臨去乃見其潛至門後，親吻而別，此蓋是在法國學得的禮節，維持至今者也。此事適為餘妻窺見，相與嘆息劉博士之盛德，不敢笑也。劉胡二博士雖是品質不一樣，但是在不忘故劍這一點上，卻是足以令人欽佩的，胡適之尚健在，若是劉半農則已蓋棺論定的了。

二馬之餘

上邊講馬幼漁的事，不覺過於冗長，所以其他的馬先生只能寫在另外的一章了。馬四先生名叫馬衡，他大約是**年才進北大的吧，教的是金石學一門，始終是個講師，於校務不發生什麼關係；說的人也只是品湊“二馬”的人數，拉來充數的罷了。他的夫人乃是寧波鉅商葉澄衷堂家裡的小姐，卻十分看不起大學教授的地位，曾對別人說：

“現在好久沒有回孃家去了，因為不好意思，家裡問起叔平幹些什麼，要是在銀行什麼地方，那也還說得過去，但是一個大學的破教授，教我怎麼說呢？”可是在那些破教授中間，馬叔平卻是十分闊氣的；他平常總是西服，出入有一輛自用的小汽車，胡博士買到福特舊式的“高軒”，恐怕還要在他之後呢。他待人一樣的有禮貌，但好談笑，和錢玄同很說得來；有一次玄同與我轉託黎劭西去找白石刻印，因為黎齊有特別關係，刻印可以便宜，只要一塊半錢一個字，叔平聽見了這個訊息，便特地坐汽車到孔德學校宿舍裡去找玄同，鄭重的對他說：

“你有錢儘管有可花的地方，為什麼要去送給齊白石？”他自己也會刻印，但似乎是仿漢的一派，在北京的印人，經他許可的只有王福庵和壽石工，他給我刻過一方名印，仿古人“庾公之斯”的例，印文雲“周公之作”，這與陳師曾刻的省去“人”字的“周作”正是好一對了。他又喜歡喝酒，玄同前去談天留著吃飯的時候，常勸客人同喝，玄同本來也會喝酒，只因血壓高怕敢多吃，所以曾經寫過一張《酒誓》，留在我這裡，因為他寫了同文的兩張，一張是給我的，卻不知道是什麼緣故，都寄到這裡來了。原來系用九行行七字的急就自制的紅格紙所寫，其文曰：

“我從中華*二十二年七月二日起，當天發誓，絕對戒酒，即對於馬凡將、周苦雨二氏，亦不敷衍矣。恐後無憑，立此存照。錢龜競十。”下蓋朱文方印曰龜競，十字甚粗笨，則是花押也。給我的一紙文字相同，唯周苦雨的名字排在前面而已。看了這寫給“凡將齋”的《酒誓》，也可以想見主人是個有風趣的人了。他於賞鑑古物也很有工夫，有一年正月逛廠甸，我和玄同、叔平大家適值會在一起，又見黎子鶴、張鳳舉一同走來，子鶴拿出新得來的“醬油青田”的印章，十分得意的給他看，他將石頭拿得很遠的一看，（因為有點眼花了。）不客氣的說道：

“西貝，西貝！”意思是說“假”的。玄同後來時常學他的做法，這也是可以表現他的一種性格。自從一九二四年宣統出宮，故宮博物院逐漸成立以後，馬叔平遂有了他適當的工作，後來正式做了院長，直到解放之後這才故去了。

此外還有幾位馬先生，雖然只有一位與北大有關係，也順便都記在這裡。馬五先生即是馬鑑、季明，他一向在燕京大學任教，我在那裡和他共事好幾年，也是很熟的朋友，後來轉到香港大學，到近年才歸道山。馬七先生馬準，法號太玄，也是一個很可談話有風趣的人，在有些地方大學教書，只是因為曾有嗜好，所以不大能夠得意，在他的兄弟處時常遇見，頗為諗熟。末了一個是馬九先生隅卿，他曾在魯迅之後任中國小說史的功課，至*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二月十九日在北京大學第一院課堂上因腦出血去世。隅卿的專門研究是明清的小說戲曲，此外又蒐集四明的明末文獻，這件事是受了清末的民族革命運動的影響，大抵現今的老年人都有過這種經驗，不過表現略有不同，如七先生寫到清乾隆必稱曰弘曆，亦是其一。因為這些小說戲曲從來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所以隅卿自稱曰不登大雅文庫，隅卿歿後，聽說這文庫以萬元售給北大圖書館了。後來得到一部二十回本的《平妖傳》，又稱平妖堂主人，嘗復刻書中插畫為箋紙，大如冊頁，分得一匣，珍惜不敢用。又別有一種畫箋，系《金瓶梅》中插圖，似刻成未印，今不可得矣。居南方時得話本二冊，題曰《雨窗集》《欹枕集》，審定為清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