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義，固皆文言矣。而上講壇後，絕不能以背誦講義塞責，必有賴於白話之講演；豈講演之語，必皆編為文言而後可歟？吾輩少時讀《四書集註》，《十三經注疏》，使塾師不以白話講演之，而編為類似集註，類似註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輩豈能解乎？……

又次察“大學少數教員所提倡之白話的文字，是否與引車賣漿者所*之語相等？”白話與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內容一也。《天演論》、《法意》、《原富》等，皆白話也，而嚴幼陵君譯為文言。小仲馬、迭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說，皆白話也，而公譯為文言。公能謂公及嚴君之所譯，高出於原本乎？若內容淺溥，則學校報考時之試卷，普通日刊論說，盡有不值一讀者，能勝於白話乎？且不特引車賣漿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識丁之宗室，其能說漂亮之京話，與《紅樓夢》中寶玉、黛玉相埒，其言果有價值歟？……公謂“《水滸》、《紅樓》作者，均博極群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並不能為白話。”誠然，誠然。北京大學教員中，善作白話文者，為胡適之、錢玄同、周作人諸君，公何以證知為非博極群書，非能作古文，而僅以白話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漢學，其舊作古文，雖不多見，然即其所作《中國哲學史大綱》言，其瞭解古書之眼光，不讓清代乾嘉學者。錢君所作之文字學講義，學術文通論，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譯之域外小說，則文筆之古奧，非淺學者所能解。然則公何寬於《水滸》、《紅樓》之作者，而苛於同時之胡、錢、周諸君耶？至於弟在大學，則有兩種主張如左：

（一）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則相容幷包主義，與公所提出之“圓通廣大”四字，頗不相背也。……

（二）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在校講授以無背於第一種之主張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

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譯有《茶花女》、《迦茵小傳》、《紅礁畫漿錄》等小說，而亦曾在各學校講授古文及倫理學。使人有詆公為以此等小說體裁講文學，以狎妓通姦爭有夫之婦講倫理者，寧值一笑歟？然則革新一派，即偶有過激之論，苟於校課無涉，亦何必強以其責任，歸之於學校耶？

蔡先生這篇答林琴南書，實吾國新舊爭論時期之一件重要文獻。把他辦學的宗旨與苦心，說的極為清楚。處吾國一處落後的情況下，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大學將延聘不到良好教員，學校一定無法辦好。故他只得取人之長，而不重要其短。他說“復辟主義，*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為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為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革新一派即偶有過激之論，苟於校課無涉，亦何必強以其責任歸於學校耶？”因為他對延聘教員系取人之長，期使學生得受良好教育。他們之中，如有在校外發表不法言論者，苟觸犯國法，自應由政府依法取締。學校既不能庇護，亦不能代負其責任。

蔡先生“為說明辦學方針答林琴南君函”發表於*八年三月十八日。此後不到兩月，即發生五四運動。五四運動對吾國政治教育文化及社會各方面，都發生很大影響。因人們對之看法與瞭解不同，故其為功為罪，尚無定論。筆者於五十八年九月《傳記文學》曾有評議，不再重述。“答林琴南君函”對於容許以白話文編講義及講授課的道理，說的清楚合理。對於以後白話文之通行，有很大的影響。因五四以後人們對於一切革新，無論批評或讚揚，都認為系五四造因；對蔡先生替白話文的辯護，反少注意。故本文對蔡先生此函括引特多，期使閱者瞭解白話文發展經過之*。

在大學預科受學時期，有幾件瑣事，常留在我的記憶中：在民六的冬季，學校規定凡學年考試國文、英文或數學，有一課不及格的學生，不得升級，當時大家都兢兢業業，惟恐以此留級。而學年考試終結，確有好些人未能升級。可惜此項規定以後未克繼續實行。因為五四前後，有些學生自己的學業很有成就，卻主張學校應該廢棄考試。猶憶蔣夢麟先生答覆一個學識很好的學生朱謙之的信，被其公開發表。蔣說：要文憑就要考試，不要文憑就可以不要考試。朱答覆說：讀書為求學問，本來他就沒有想要文憑。朱君既未參加五四運動工作，思想亦不左傾，是一個研究國學的人，著有《周秦諸子通論》，但他極力主張學校廢棄考試，這種廢止考試的呼聲，很影響考試的嚴格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