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所制的執行。

明代的衛所兵制，實乃吸取中國歷史屯田經驗，是一種寓兵於農，守屯結合的建軍制度。

軍戶即戶籍種類屬軍籍之戶，初期的來源有二，一是元代原本的軍戶，二是現役軍人之戶，這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黃冊編造之後更加以確立。

軍戶為世襲，且管理頗嚴格，除籍十分困難。大致上除非丁盡戶絕、家中有人成為高官或是皇帝敕免，是無法除軍籍的。

儘管如此，軍戶仍日漸減少。當時的兵部尚書龐尚鵬主張：“清查隱佔，均平糧額，開墾拋荒最為目前急務”。

因此，後來有使因犯罪而充軍者入軍籍之方法，被稱作恩軍或長生軍。

原，本按照大明朝的衛所制度，軍戶的主要的義務，便是出一丁男赴衛所當兵，稱作正軍，其他的子弟稱作餘丁或軍餘。正軍赴衛所，至少要有一名餘丁隨行，以助其生活。

由於軍戶負擔沉重，故多給有田地，且正軍免全部差役，而在營餘丁及原籍下的一丁亦可免差役，以保障其生活並供給正軍之生活。

如影響所有民間秘密宗教的羅教創始人羅思孚。他本來就是一名衛所兵，後來還是找人頂替之後，才逃離了衛所的。

軍丁的分發地點，多以距離原籍地遙遠且分散的方式，以防止逃兵。但長途的跋涉加上水土不服，給役卒帶來不少痛苦。

正軍服役於衛所，必須帶妻同行，以安定生活並生兒育女，每一軍人有房屋、田地，每月有固定的月糧。

但實際情形則常分配不足，行軍時則發給口糧，衣裝則須自備，武器則由國家以工匠生產。

軍士在營，分成守備和屯田二部分。比例不定，按時輪流。屯田固定上交糧食，以供給守備軍及官吏，其目標在養兵而不耗國家財力。

但明宣宗以後，衛所官侵佔軍屯田地、私役軍士耕種之事，已經常發生。這個目標逐漸難以達到。

一般正軍身死，即以戶中壯丁補充，但由於軍人生活困苦，逃兵甚多。洪武初年就開始有逃兵。至洪武三年十一月，逃亡者計四萬七千九百八十六人，因此有“根補”、“勾補”等方法。

根補即抓回逃軍，勾補則由其戶中以丁補，但此舉既擾民又擾官，亦有軍官藉此貪汙，迫害人民，使鄉里間痛苦不堪。而且逃兵有增無減。

正統三年（1438年），逃亡官軍竟達一百六十三萬三千六百六十四人，從此以後，大明朝開始有募兵之舉。

正德十四年吏部尚書王瓊上疏：“天下都司衛所每歲差去勾軍官旗不下一萬六七千名，計所勾之軍，百無一二到衛。有自洪武、永樂年間差出，到今三十餘年，在外娶妻生子，住成家業，通同軍戶，窩藏不回。”

嘉靖八年，桂萼公佈天下兵籍，僅有兵士九十七萬。

軍士的逃亡，除生活上的因素外，與其社會位的低下也有著直接的關係。

明朝初年因需要武力，故較重視軍人。其後大明承平日久，武力不再重要，軍人地位就大為降低。加上以罪犯充軍，使的軍人的形象更為低下。

嘉靖年間，有些衛所逃亡軍士達到在籍軍士百分之七十左右。至16世紀初，一些衛所的逃亡軍士已達其總數的百分之八十，許多邊地駐軍只剩下一半。

實際上，到了嘉靖年間的時候，整個大明的衛所，都不再能夠承擔其本身的軍事職能了。各級軍官變成了地主，士兵們則全部都變成了農奴。

從這個時期開始，募兵制度就變成了一個常態。募兵制從此就成了大明朝的正規軍事體制。

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因為朝廷不停的向各級衛所撥發軍餉。一方面，因為軍田的種植不用負擔國稅。所以，從總體上講，衛所計程車兵們（農奴）們的生活，基本上還可以過得去。他們雖然吃不飽，但是大多數人並不會徹底的餓死。

但是，這一情況，從萬曆年間開始徹底的改變了。主要的原因就是，小冰河氣候開始在中國大規模的爆發。

仔細的研究萬曆以後明代的歷史材料，就可以發現，從萬曆時期開始，中國大地上，不僅農民起義開始此起彼伏，各地衛所的兵變，也逐漸的變成了一種常態。

軍戶的人數是在不斷的增長的。衛所的土地總量不僅不會增加，而且在軍官和士紳們的吞沒掠奪下，還變得越來越少。再加上各種水旱災害不斷的爆發，糧食產量大規模的下降，這就導致，整個大明朝的兵變，變得越來越多。

就以楊守業的祖父來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