肅順那種物理層面的加減法，沒有用。

不久，肅順就以“棄市”的悲慘結局驗證了郭嵩燾的預言。

這個時候，郭嵩燾還沒有想清楚如何從制度層面改革國家，只是含糊地認識到必須“崇實政”。

原時空，到了光緒元年，即1875年，郭嵩燾的思想已經成熟了。他在《條陳海防事宜》中說，單單將西方的強盛歸結為船堅炮利是錯誤的，中國若單純學習西洋的兵學“末技”，“如是以求自強，適足以自弊”。只有學習西方的政治和經濟，“先通商賈之氣，以立循用西方之基”。

*（未完待續。。）

第五十六章　驅龍入海

有意思的是，文祥的《密陳大計疏》，也是光緒元年，即1875年的事情。

漢、滿各自最有洞察力的兩個人，同時認識到了，中國在制度層面和西方諸強的巨大差距；而郭嵩燾還認識到了：不同的經濟基礎，決定不同的上層建築。這一點，郭嵩燾的見地，又過於文祥了。

郭嵩燾對於關卓凡“另起爐灶”的設想，感覺猶如看見了另一個自己從濃霧中走了出來——就是那種腦子中有隱約的形象，口中卻難以名狀，結果被人家明明白白活生生地擺在了眼前的感覺。

那份痛快和驚喜，無可言語！

正是！原先的那個“制度”，既然已經**不堪，也不知道如何變戲法叫它煥然一新，索性完全不搭理他；在旁邊建立一個全新的“制度”，你過你的，我過我的。

在這個過程中，一點一點抽舊“制度”的血，慢慢地“陰乾”他，等到新“制度”茁壯長大了，舊“制度”也就自然死掉了！

最緊要當然是不要叫新“制度”感染舊“制度”的病菌，大家離得如此之近，如何做成功的“隔離”？

關鍵有兩個。

一個是用人，要分得清“新人”和“舊人”，新“制度”一定要用“新人”。

一個是新“制度”裡邊，要有足夠的新鮮空氣，保證“新人”不會“洩氣”而變成“舊人”。

這方面，郭嵩燾是有切膚之痛的。

就是他赴山東煙臺等地。查辦隱匿侵吞貿易稅收的那一次。

郭嵩燾在當地設局抽釐，可是用人不當，他任命的厘局紳董私自增加了名目，大肆盤剝商旅，竟至發生福山縣的商民怒搗厘局、打死紳董的事情，這也成為僧王和文煜攻訐他的重要口實。

這個事件，正好成為郭嵩燾品評肅順的那段話的絕好註腳。

郭嵩燾談及此事，長嘆一聲，說道：“真正是‘請君入甕’！”

曾國藩對郭嵩燾有一個評價，是“難堪繁劇”。意思是郭嵩燾只適合出主意當高參。不適合做政務官。

這個評價，關卓凡認為，只說對了一半。

郭嵩燾有書生氣是真的，可絕非沒有任事之能。他不論在山東還是廣東。清理積弊、整頓政務。都是立竿見影。而郭嵩燾的“問題”。也正是他不論到哪兒，總要“清理積弊、整頓政務”，也就因此得罪當時當地的官場。包括處理不好和上官的關係。

在天津，和僧格林沁不睦；在山東，和文煜不和；在廣東，和瑞麟不搭調，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是說，以郭嵩燾的性格和見識，在舊“體制”中，確實“難堪繁劇”。

在新“體制”中呢？

郭嵩燾這種人，難道還嫌太多不成？

何況，在關卓凡的設想中，“顧問委員會”實行“垂直管理”，並不需要和北京的其他衙門發生過多的聯絡，“顧問委員會”聯絡的物件，主要是各地的“新政”。

“顧問委員會”需要的權力，由關卓凡出面，拿過來交到“主任委員”手裡。

所以，應該可以揚郭嵩燾所長，避郭嵩燾所短。

郭嵩燾的“出身”，對“顧問委員會”早期的工作，也有特別的幫助。

一般認為，郭嵩燾出身曾國藩幕中。但是，郭嵩燾絕非曾的普通幕僚，他在湘系中，有超然而獨特的地位。

郭嵩燾的年紀，雖然小曾國藩七歲，但兩個人卻算是“同學”，他們都曾在嶽麓書院讀書，時間上是有交集的。

最重要的是，曾國藩的“出山”，是郭嵩燾一力促成。

洪楊亂起，文宗敕令丁憂在籍的曾國藩興辦團練，曾國藩猶豫不決。郭嵩燾幾度登門，反覆勸說，曾國藩終為所動，出面創辦湘軍。

曾滌生最終變成曾文正，始作俑者，是郭筠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