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其理外，其實我們都在等著這一幕，但是當鄭民被叫走後，我們又都陷入了面面相覷的沉靜，畢竟都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可是卻幹了“告密”這樣的事，多少覺得有點不太光彩，同時我們也都各自揣測著鄭民接下來的遭遇。

鄭民是在指導員的陪同下回的宿舍，他一直耷拉著頭，悶不吭聲。指導員簡明地交代了下，說鄭民從今晚起暫時和他住，說完就收拾起鄭民的床被。指導員是我們學校光學系研究生，我們進大學時他剛好畢業，因為沒找到更好的工作就留在了學校當指導員，主管我們的學習等日常生活。學校為了方便他開展工作，就在宿舍樓底層給他安排了一間住房。等指導員再次帶著鄭民離開宿舍後，我們也再次陷入了沉默。

鄭民搬走後，在一樓的樓道上倒仍舊常能碰著，每次碰見我都覺得有些尷尬，相視一笑，就默然離開。在教室上課的時候，我倒是經常偷偷望向隔著幾排座位的他，他戴副厚厚的近視眼鏡，總是筆直地坐著，神情莊重。

後來，這麼過了半個學期，在我們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指導員又帶著鄭民搬回了宿舍。

指導員很體貼地幫著鄭民鋪好床後，就把鄭民支去開啟水，然後對我們說，鄭民其實不是我們認為那樣心理不正常，精神方面並沒有任何問題，只是家境不好而已，自己想多了就和我們產生了隔閡，又沒有及時化解，就顯得性格怪癖了些，希望我們不要對他有成見，應該在生活上對他多給予幫助。指導員也叫我們放心，在他的開導之下，鄭民已經變得開朗了很多。聽完指導員的話，我們竟然不約而同地如釋重負，原來我們一直都還在對舉報之事內疚。

指導員說的沒錯，鄭民真的變開朗了不少。他開始主動和我們聊天，還一起參加課外活動。沒事的時候，他仍舊喜歡坐在床上看書，只是再也不會坐上窗臺傻笑。知道他的家境不好後，我們也有意無意地嘗試分一些自己用不完扔掉又可惜的東西給他，他也總是欣然接受，並不像我們擔心那樣會難為情。於是，我們相處起來也就愈發自然。慢慢地，也就全然忘記了之前有過那麼一段不知道該怎樣冰釋的前嫌。

大一臨近期末的時候，我們宿舍裡的一幫人談到了即將回歸的香港。談著談著，就有人提到了寶島臺灣。那時的大學生都有著極高的政治抱負，一說到臺灣就耳脈賁張，大有挽起衣袖就要去將之收復的架勢。就在大家熱血高漲激情四射之時，鄭民卻冷不防地冒出一句，“你們就只想著去攻打臺灣，可就沒想到這樣做會塗炭生靈。”我說，“鄭民，我們現在是在討論收回的問題，怎樣收回是政府的事，想必在收復問題上他們也會不擇手段。”“與其那樣，不收回倒好。”我們就這樣你一言我一句話的，也不知道為什麼，竟然就發展成了我和他的爭風相對。僵持了一段時間後，我也就覺得這挺幼稚，就有意地沉默起來。鄭民卻不肯，仍舊對著我鬧鬧不休，我也是一時衝動，就衝他啐了一口，還罵他有病。這可不得了，鄭民瞪著雙眼就要向我撲過來，多虧宿舍裡的人眼疾手快，才把他攔截了下來，制止了我和他的一場打鬥。不過，我跟鄭民的怨卻鐵定是結下了。

那次爭吵後，我跟鄭民一直沒有和解，就這樣住在同一個屋簷下抬頭不見低頭見的，總覺得住著不舒服。

期末考過後，我沒有回家。那段時間，F城一直大雨不斷。我便託人在學校附近給我找了間房。自己算了算，平時少花點，再加上在外面書店找了份兼職，除了能應付比住校多出的房租外，還能有點剩餘，更重要的是可以求個清淨。於是，在放假後的第一週我就搬了進去。

從學校去租房的路上，要拐過幾條巷子。租住的地方是一個閣樓，共三層。走在樓下的時候，見到陽臺上晾曬的全是年輕人的衣服，料想房東定是把整個閣樓都租給了像我這樣的學生，一時間就覺得閣樓更加的親切。那時的F城有著各種各樣的大學。據說文革後，F城出了一位博學的市長，上臺後就開始沒日沒夜地整治F城的教育工作。於是，短時間之內，眾大學就如雨後春筍般興建起來。到如今我們學校東面南面西面北面都有著好幾所大學，儼然一副大學城模樣。

我租的小房間在二樓。屋子只有十來平米，放了一張小床、一個寫字檯後已然有些擁擠，顯然是房東為了增加住客量而刻意進行過重整，仔細一瞧，果然能從牆縫上看出拼湊的痕跡。慶幸的是，房間連著一個陽臺，既可用來曬洗衣服又可用來觀賞風景，對這樣的構造，我格外滿意。我按照自己喜歡的佈局將衣服書籍等物什一一擺放好。東西本來就不多，大部分都是書籍，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