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裡，整整一個英軍師，就是因為海上風浪地緣故偏離了方向，最終在一個錯誤的登陸點登陸，並由此遭遇了覆滅的命運。由這部電影，楚思南就知道，對於這次橫渡日本海峽地戰役來說，摸清這一片海域上的氣候情況非常重要，而選擇戰役發起時間、發起地點等因素的時候，也必須藉助對氣候的準確瞭解。

在楚思南所主持召開的兩次會議上，與會的人員不僅僅有軍方的代表，同樣還有一些相關的水文、氣候專家。經過兩次會議的商談研究，在諮詢了軍方以及相關專家的意見之後，楚思南最終決定，將渡海作戰的時間正式圈定在四月七號。同時，登陸作戰的出發地，選定在了海參威、清津、金策三個地點，而登陸點，則選擇在了日本北海道的札幌以及本州的青森、秋田三地。

按照各自作戰任務的不同，楚思南對每一個方向的渡海作戰部隊也做出了各自不同的兵力分配。考慮到運輸船隻的數量有限，蘇軍不可能像美國人那樣一次性的將幾十萬部隊統統運過海鮮，因此，楚思南決定在海上實施強渡的同時，還需要調動空軍的力量，向日本的海防線後翼實行大規模的空投。

這注定是一場規模對蘇聯來說規模空前的渡海作戰，同時，也是陸海空三軍規模最大的一次配合作戰。渡海船隻需要作戰艦艇以及空軍的護航；在搶灘攻勢全面發起之前，需要空軍對敵人的灘頭陣地實施大規模的空襲，以掩護步兵的登陸；大規模的空投行動中，同樣也需要空軍的強力支援。在這種情況下，楚思南感覺在這場戰役中，需要任命一個有著豐富指揮經驗，同時，在蘇軍部隊中又有一定威望，能夠協調好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的指揮官。

這個指揮官的人選，楚思南會挑上誰？

不要小看這一個指揮官的人選，它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蘇聯未來的很多問題，甚至可以說是同楚思南政權的進一步穩固是息息相關的。

在這個人選的推薦上，統帥部的眾多參謀推薦的是羅科索夫斯基，參謀們的意見是，羅科索夫斯基個性沉穩，而且由於這個人素來沒有什麼野心，所以在軍中的人緣比較好，是一個人所共知的老好人。如果由他出任遠東戰役的總指揮，相信應該可以統合各方的意見。

但是剛剛接任安全委員會第一書記職務的吉爾尼洛娃，以及第二書記兼第一總局局長的克留奇科夫卻有著完全不同的意見。這兩個人從戰後軍方權力劃分的角度考慮，一致推薦由目前正在擔任對德北線戰役指揮官的崔可夫來出任這個職務。

吉爾尼洛娃和克留奇科夫的理由是，在目前的蘇聯軍方，由於楚思南退出了一線指揮官的行列，在對德戰場上，繼之而起的朱可夫聲望日隆。他在連續指揮了幾場漂亮的大規模戰役之後，贏得了包括梅列茨科夫、羅科索夫斯基在內的一大批西線指揮官的絕對支援。吉爾尼洛娃和克留奇科夫認為，如果照這種趨勢發展下去，難保有一天朱可夫在軍中的威望，會對楚思南產生一定程度上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在軍隊中挑選出第二個人選，由他同朱可夫彼此分擔東西兩個方向上的主要軍權，那相對來說要安全穩健許多。

第二章　西線那一點曙光

無論是吉爾尼洛娃還是克留奇科夫，抑或是楚思南以及蘇聯軍中各個高層將領，都瞭解一個不爭的事實，那就是崔可夫同朱可夫不和，而這份不和，早在一九三零年之前就已經存在了。據說當初兩人這份不和，似乎是由於在東方的一部分問題上所產生的分歧而引發的，但是事實卻並非如此。要想真正瞭解崔可夫同朱可夫之間的矛盾，就必須從兩人出身背景的不同來考慮。

朱可夫最早參軍，是在帝俄時代，他是以一箇舊沙俄軍隊指揮官的身份轉投蘇維埃革命的，而在蘇聯的軍隊中，擁有和他一樣出身背景的軍官委實不少，因此，朱可夫可以算做是這一類蘇軍軍官的代表，他們可以被看作是“實踐派”的蘇軍將領。而崔可夫，其起身自蘇維埃革命後的紅色軍校，作為伏龍芝軍事學院第五期的高材生，他可謂是根正苗紅的最為純粹的革命軍人，至少一直以來崔可夫本人是如此標榜的。從這方面來看，崔可夫就可以算做是“學院派”蘇軍將領的代表。

按照吉爾尼洛娃的分析，權力鬥爭這個大漩渦裡，永遠都充斥著各式各樣的矛盾，各種派系的分歧，這也充分的印證了“馬、恩”兩位老同志對於矛盾“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經典論述。隨著楚思南上臺執政，把握蘇聯黨政軍全面大權的開始，在軍隊中原有的“老、少”兩派矛盾，將自然而然的弱化下去，而在少壯派軍人註定將會在相當長地一段時間內佔據上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