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來得及投彈，乙地堡機槍響了。你攻擊乙地堡，丙地堡丁地堡的機槍又地把你打得滿身彈孔，就這樣，各個地堡前都倒臥著飲恨而亡的榮1師的勇士。有人曾一度接近大地堡，聽到地堡裡有倭國女人唱歌。第2天召來了美國飛機，調來了百餘門大炮，整整轟炸了1天，松山的大小山頭被反覆犁耕，整個山頭都是焦土。有的地方達幾米深。炮火不可謂不足。

轟炸再進攻，進攻再轟炸，但是，松山日軍的陣地依然堅如磐石。真是邪了門。

仗打到這個份上，第8軍官兵的傷亡已超過數千人。加上先前71軍士兵的損失，放眼望去，從松山的山頂至山腰，鋪滿了中國士兵土黃色的屍體。由於倭國士兵的槍法很準，用戰場士兵的話來說——就像長了眼睛，因此誰也不願意去救傷員或搬運屍體。每當炮火激烈或飛機轟炸的時候，不少屍體的胳膊大腿飛上了天。怒江的天氣也極其無常，日夜溫差很大，晚上下雨冷得發抖，但白天太陽一出來，烤得人流油，陣亡計程車兵往往兩三天後就開始發臭腐爛，隨後生出白蛆，爬得到處都是，由於美國軍醫晚上在陣地上到處打針，給士兵服藥片，戰場上才沒有發生瘟疫。

打仗就是這樣，要多殘酷就有多殘酷，士兵們天天泡在屍水裡打仗，在死人堆裡打*，那種日子，別提有多麼艱苦。幾個月下來，人都變了形狀，手臂、腳杆、身上的面板都被屍水咬成黑色，死人的臭氣好久都洗不乾淨……

“我是廣州人，南京黃埔十期畢業，打松山那年二十九歲。當過士兵、二等兵，至副排、連、營、副團。中校。老婆孩子扔在廣州淪陷區。部隊一律不帶家屬。”

“打倭國跟打內戰不同，但是從打仗的角度講是一回事。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當兵就得打仗，命令下來，不管是誰都得打……你問現在對倭國民族怎麼看？我想他們是有罪的，他們並沒有承擔戰爭責任，不管別人怎麼看，我永遠忘不了這個事實”

“他們必須對中國作出賠償……政策是一回事，感情是另外一回事。”

“每團都有美軍聯絡參謀組，軍部設有參謀團。一九四三年在雲南文山駐防，辦軍事幹訓班，由美國軍官訓練排以上幹部和特種兵。效果不大，連排長習慣按照自己的方法帶兵。”

“戰鬥前一般要進行短期的精神訓化，啟發士兵的愛國覺悟。團部設政訓處，有政訓主任，連部設政治指導員，後來撤銷，改設副連長，負責對士兵進行時事政治和抗日救國教育。”

“渡江第一階段，我軍進攻基本上是失敗的，傷亡很大。倭國人不僅工事堅固，而且非常隱蔽，即使我軍佔領了表面陣地也無法立足，因此軍部決定改變戰術，一個地堡一個地堡地掏，將包圍圈一點點收攏。這樣看上去雖然進展緩慢，卻很有效果，敵人消滅一個少一個，所以到七月下旬，我軍陣地已經穩步推進到離主峰子高地不到五百公尺的陰登山，大埡口和黃家水井一帶。”

“我是在指揮攻打黃家水井時負傷的。當時我隱蔽在一棵樹椿後面觀察，大約被倭國狙擊手發現了，於是幾顆槍榴彈就接連在我身邊爆炸，其中一顆直接命中樹椿，將我頭部和大腿炸傷。倭國兵槍法好，狙擊手特別多，狙擊手往往都用步槍和槍榴彈。槍榴彈比手榴彈厲害，拋得遠，準確性高，瞄準射擊，對付步兵比迫擊炮還管用。倭國士兵素質比我們好，訓練有方，聽說他們都是志願兵，沒人強迫，所以經得起打硬仗。”

“據我個人所知，國民革命軍裡沒有督戰隊，也許只是我所在的部隊沒有。榮一師攻下子高地，被敵人反攻，李副軍長急了，親自率領敢死隊上戰場。”一名當時在松山前線作戰的國軍軍官在戰役過後四十餘年這樣回憶道。

“俄（我）是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家門口被抓丁的。那天俄還記著，俄背了一簍早稻去趕墟，剛出門就碰上抓丁。都怪個人命不好。”

“那些兵蠻兇，動不動就打人。壯丁都拿麻繩捆了，幾百人一串，有認得的，也有認不得的，槍押了往南走。白天走路，晚上圈成一圈睏覺。不許跑，跑了捉回來打板子，活活打死。走了一個多月，才走到雲南的馬關，就是現在打仗的老山前線。”

“你問路上乞（吃）甚麼？那才慘哩，告訴你，乞稀吃！天天兩餐，一人分一碗，清的跟米湯一樣。才到安順就餓死人。記得俄有個老鄉叫陳世行，讀過初中，不知怎麼也抓了丁。當分飯組長，大公無私，結果自己才走到雲南的富源就餓死了。路上至少餓死了一半人。”

“壯丁先關在軍營裡受訓，立正，敬禮，下操，然後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