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黃先生的耳聞目睹，也許正是這種性格造就了日本人“欺軟怕硬”的民族本性。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在他暢銷不衰的作品《菊花與劍：日本文化模式》一書中說：日本人對內是菊花風情，人與人之間講究和諧，相互尊重，每個人都會“擺正位置”，對老祖宗流傳下來的貴等級和權威分層傳統“像呼吸一樣自然地接受和認同”；而對外則是利劍風格，霸道且充滿進攻性，自認為日本精神比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更高明。他們無條件地一致對外，且不管對付人的手段是否道德。本尼；迪克特讓我們明白了日本人為何對靖國神社充滿敬意，因為他們對先人是無條件尊崇的，根本不相信祖先會幹壞事。因此，在小泉純一郎之流的眼中，靖國神社中陳列的二戰期間侵華戰犯的所作所為是對的，是永遠值得崇拜的。其實，這只是一個方面，“小泉拜鬼”的目的還有一個，那就是利用這個時機制造輿論，贏得日本右翼勢力的支援，為其連任鋪平道路，也昭示出日本軍國主義妄想再次稱雄亞洲、稱霸世界的“狼子野心”。

不容否定，日本的文化之根在中國。但是，由於中華文化最精髓的部分——諸如“仁”這一孔學核心——並未廣泛植入日本社會，因而，從骨子裡看，日本所擷取的只是中華文化之形，而非中華文化之魂。加上日本對待外來文化，潛意識當中，占主導地位的，是既想為我所用又害怕其影響廣佈，於是，日本人的血液裡，便有了一種與生俱來的惶恐、掙扎和擺脫的痛苦因子，而凸顯民族意志亦變成其畸形的強烈慾望。在自卑和不甘的雙重心理壓力之下，日本開始對外來文化刻意進行矮化、對民族3尚強力進行錘打、對亞洲鄰國不時進行窺伺、對來日人士無端進行歧視。對漢字的日式使用、武士道精神、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侵華戰爭、強行規定加入日本國籍的外國人登記名字必須使用片假名等等，均系其所催生。日本在相當一些歷史事件上所採取的狹隘民族視角和極端的民族行為，從更深層次上體現出其靈魂扭曲和道德缺失。這是日本之所以一度成為狹隘短視民族的社會與歷史基礎。

其次，日本困守於彈丸之地，其島國位置，使許多日本人的思維方式被囿於方寸之間，無法跳出狹小的天地。由於無高度發達文化的濡養，而且又有著天生的地域限制，日本在歷史觀、道德觀和全域性觀方面，便難免顯出坐井觀天的特性；同樣，由於不能“3物長宜放眼量”，整個日本，便在人為因素的影響下，形成了地窄而見識窄、見識窄而人心亦窄、人心窄而地愈顯其窄這樣的民族文化基因缺陷。這即是日本民族長期以來難以脫卻的民族劣根性和宿命怪圈。在這樣的地域限制和認識謬誤面前，日本文化，難有真正稱得上大氣、廣博、深厚、仁愛的品質。也是因為這一點，日本愈益顯現出狹隘的島國文化特徵。

狹隘島國文化的特徵之一，是夜郎自大。歷史上，其以大日本帝國自居，即為明證。小是忌諱，唯大是取；我之小非我，我之大即我；只容我大，豈容有它；言必稱大，唯大是舉；小大而大小，小即是大大即是小；文化濡養之淺而成其眼高於頂之大。日本無法企及中華文化的高度，其自身實際上對此是應該有著真切感受的，但日本不是心存敬畏，而是極力貶損，如稱中國為“支那”，就很能說明問題。但另一方面，日本人又對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有著說不盡的豔羨，也連拿帶拽地作過模仿，如漢字形體的數量在日文當中，佔了十分驚人的比例，這也是不爭的事實。日本民族的這種夜郎自大的作派，為日本軍國主義者野心的最終膨脹，埋下了禍根，併成為地區緊張局勢大爆發的重要因素。

狹隘島國文化的特徵之二，是氣度狹小。在本屆亞洲盃上，日本政客對中國重慶賽場上部分球迷情緒的自然流露表示了極度不滿，並硬是要把這一事件跟中國政府的導向劃等號，四處放話，頻發抗議，而且日本媒體還為此大做文章，拼命在這一問題上搖唇鼓舌、推波助瀾。日本的這種度量，實在讓人不敢恭維。我們不禁要問，日本政府對於因其自身行為而導致的右翼勢力迅猛抬頭、軍國主義陰魂不散、中日關係呈現困局的情形，有無認識呢？對其錯誤，有無反省呢？據說至今沒有。其實，欠中國、欠全體中國人民、欠中華民族的是日本，而中國不欠日本任何東西！現在日本人反過來對中國說三道四，這根本就是強盜邏輯！這也再一次證明了日本民族的器量狹小、難以善與！

狹隘島國文化的特徵之三，是眼光短淺。日本在許多方面，許多時候，因受眼前利益驅動而選擇了缺乏長遠眼光的做法。在釣魚島問題上，日本不惜冒與中國交惡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