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都拿不出什麼有力的證據，倪徵噢在赴東京前，特意找到在押的偽滿洲國議院議長趙欣伯，讓他提供土肥原和板垣製造滿洲國傀儡政權的罪證，趙應承並寫了一部分，但第二次找他時，他卻變了卦，把已寫出的一部分扔進煤爐燒成了灰燼，並拒絕再動筆。

但是，土肥原做夢也沒有想到，昔日曾經與他一起策劃並實施了“九一八”事變，並建立偽滿洲國的關東軍同僚裡，有人在法庭上站了出來。

隨著審訊工作的步步深入，國際檢察局的檢察官以越來越充分的證據，一層層地剝開緊緊包裹著他的黑幕和假象，把他陰影一樣的原形暴露在陽光之下。

土肥原有一洋一土兩個別號，一個取自英國名聲廣播的間諜勞倫斯，叫作“東方勞倫斯”；另一個取自他本名的漢話諧音，叫作“土匪原”。這兩個別號恰到好處地剝露出他陰險詭詐和殘暴毒辣的雙重性格。這兩個別號也包含著他罪惡的榮耀和歷史。土肥原完全是靠在中國從事間諜陰謀活動起家的日本法西斯軍人。l883年8月8日，他降生在岡山縣的一個軍人家庭。1912年以優異成績於陸軍大學畢業。次年被派到日本陸軍在北京的間諜窩“坂西公館”，擔任特務頭目坂西利八郎的副官。到北京不久，他就能操一口流利的京腔，加上那副“敦厚誠實，樂天善談”、給人以“溫雅可近”印象的假面，他很快就結交了許多中國人，其中不乏各界的頭面人物。他的家中常常賓客雲集，中國的山珍海味和日本的茶道，交替組織著熱氣騰騰的場面。就在這人聲鼎沸的時候，他總是靜靜地站在一邊，豎起警覺的耳朵。他就這樣隱蔽著開始施展他陰晦的才華。l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時，他竭力幫助親日的奉系軍閥張作霖與英美扶植的直係軍閥作戰，並暗中策劃用停止銀行兌換等手段，導致直係軍閥發行的紙幣作廢，從而加速了它的垮臺。當奉系軍閥頭目張作霖的勢力從東北擴充套件到北京，依仗自己的實力，急欲擺脫日本人的控制時，這個傀儡反成了障礙，土肥原又參與密謀，於1928年6月1日在瀋陽郊區的皇姑屯炸翻了張作霖乘坐的花車，張作霖當場斃命。土肥原由此奠定了他的名聲和地位。其實在此之前，土肥原就有過令人側目的傑作。1920年，他奉命前往民港調查中國炮艦事件，從鍋爐房的耗煤記錄中發現炮擊那天耗煤量超常，進而確證炮艦有過活動。還曾利用與山西土皇帝閻百川的同學關係，到山西各地去旅行，悄悄地對那裡的兵要地理進行了詳密的偵察。“七；七”事變爆發後，當日軍侵犯山西時，國民政府軍隊仗著雁門關是天險而疏於守備，不料日軍比國民政府軍隊還要熟悉地形，從鐵甲嶺附近毫不費力地越過雁門關。這要完全歸功於土肥原。

“九；一八”事變和挾溥儀稱帝，使土肥原的事業達到了頂峰。隨著日軍勢力的南侵，這個“東方勞倫斯”的活動舞臺也不停地擴大，他認為飛黃騰達的時機到了，他的野心和胃口也急劇膨脹，於是他放開手腳，創造出一個又一個“輝煌的業績”。

1935年6月5日，察哈爾境內的中國軍隊扣留了四名日本特務，正在策動“華北自治運動”的土肥原以此為藉口，迫使國民政府簽定了《秦德純土肥原協定》，規定中國軍隊從該地區撤出，使日軍在察哈爾站穩了腳跟。接著，他便向漢奸殷汝耕展開了攻勢，1935年11月，殷汝耕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在這裡重演了五代殘唐時石敬瑭割讓幽雲十六州的鬧劇。彷彿有狂魔在身，精力旺盛的土肥原立即又向平津衛戍司令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丟擲了誘餌，許下種種諾言，嘔心瀝血地勸說宋哲元與殷汝耕合作。宋哲元自有難處，沒有立即就範，於12月初稱病離開北平去西山別墅。但終未能抗住土肥原的威逼引誘，不久便宣告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適應日本“華北政權特殊化”的侵略要求。正如三十年代英國駐日本大使羅伯特；克雷吉所說：土肥原“搞這一套的功夫是爐火純青了，他在中國的各社會階層中製造糾紛，一般是無往不勝的，藉此而為侵略者鋪平道路。”

“七；七”事變之後，隨著中國人民抗日運動的全面展開，日本侵略者在中國戰場上已是“泥足深陷”。同時，日本國內的政治、經濟危機也進一步尖銳化。日本當局感到區域性的傀儡政權已不足以使它擺脫困境，急於把幾個區域性的傀儡政權聯合為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l938年7月，日本五相會議正式批准“建立一個新的中國中央政府”，在五相會議之下成立“對華特別委員會”，由足智多謀的土肥原出任負責人，所以又稱“土肥原機關”，辦事處設在上海的重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