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辣的經驗和敏銳的嗅覺，把溥儀作為物件人物，並由他潛入天津實施這個陰謀。

那天夜裡，土肥原戴著他那副溫和恭順的假面，以十二分的誠懇對溥儀說：張學良把“滿洲”鬧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權益和生命財產得不到任何保證，日本因此而出兵。土肥原緊緊抓住溥儀朝思暮想重當清帝的心理，把假面弄得更假一點，接著說：關東軍絕無領土野心，誠心誠意地要幫助“滿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國家，國不能無主，你不要錯過這個機會，儘快回到祖先的發祥地領導這個國家。

土肥原特別強調說：“這是個獨立自主的，由宣統帝完全做主的國家。”

溥儀需要更明確的承諾，問道：“我要知道這個國家是共和還是帝制，是不是帝國？”

“這些問題到了瀋陽就可以解決。”

“不，”溥儀咬住實質性的問題不放：“如果是復辟，我就去，不然的話我是不會去的。”

土肥原的假面又微笑了，聲調不變地說：“當然是帝國，這是沒有問題的。”

溥儀不知是真的以為夢想就要成真，還是迫於土肥原的壓力，當即表示同意。土肥原催他及早動身。但由於日本軍部和內閣對於起用溥儀及時機問題的認識仍未統一，為此溥儀身邊的遺老遺少發生了爭執，使得溥儀也陷入了混亂，猶豫不定。土肥原見狀，便指使手下的特務採取流氓手段進行恫嚇。溥儀一會兒收到陌生人送到家門口的炸彈，一會兒收到措辭恐怖的黑信，一會兒接到威脅電話，還發現一些身藏短刀的人在附近轉悠，弄得膽小的溥儀心驚肉顫坐臥不寧。在土肥原的推動下，日本人豢養的匪徒、流氓、吸毒犯發動了漢奸便衣隊武裝暴亂，日租界和就近的中國管區宣佈戒嚴，釀成了“天津事件”。日軍的裝甲車以“保護”的名義開到了“靜園”門口，是保護還是威懾，溥儀心裡非常明白。1931年11月8日晚，溥儀終於按照土肥原的精心安排潛出家門，經舟車輾轉秘密到達旅順，婉容皇后也被女諜金璧輝（川島芳子的真實姓名）誘騙到長春。

在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上，除了一班胡攪蠻纏的日本和美國律師外，還有一班證人，他們本身就是受到指控或逃避了指控的戰犯，他們相互勾結，顛倒黑自制造偽證，給審訊帶來許多麻煩。對於土肥原的上述罪行，在有當事人溥儀出庭作證、事實昭明的情況下，不僅板垣為其掩飾，日本當年駐天津的總領事桑島主計在出庭作證時，也為其狡賴。土肥原到天津進行挾持溥儀的陰謀活動時，桑島曾屢次勸阻，並用電報告知日本外務省，最後又髮長電給幣原外相，詳細敘述了土肥原如何不聽勸告，煽動天津保安隊鬧事，將溥儀裝入箱內秘密送走的經過。這些電報被我方檢察官從外務省秘密檔案中查獲，並引入證詞。而桑島在法庭上竟然說這些是當時聽信了流言寫出來的，不足為信。檢察官當即詰問：“電報中關於你和土肥原的幾次談話，是不是外邊的流言呢？”桑島倒噎了一口氣，訕訕地退下。

受到指控的初始，坐在被告席上的土肥原極為緊張焦慮，他不知道一個致命的證據是否落到了公訴方的手裡。l943年12月27日，於日本本土東部防衛司令部，土肥原在8張粗糙的陸軍省格紙上親筆寫下了罪惡的記錄。他寫道：“我於中途才參加滿洲事變的計劃。石原和板垣有意接溥儀回滿洲。我任奉天市長一個半月後就被派到天津，目的是要在天津鬧事，準備在華北鬧得天翻地覆，並乘著慌亂把溥儀帶走。我以前就認識溥儀，向他勸說時他提出各種條件，我說就是接受了你的條件，由於情勢會不斷變化也沒有把握，故要緊的還是膽量。當時天津駐屯軍只有一個大隊左右，因此我們也動員了警察。我們乘警戒溥儀公館的警察因天津事件出去時，把溥儀帶出來送上了”淡路丸。“土肥原還寫道：”那時，幣原外相曾訓令說，如果溥儀想逃跑，可以把他殺掉。溥儀逃出天津，中國人也出力不小。“

但是這份彌足珍貴的證據當時並沒有落到法庭手中，而是在一個負責保管它的日本人手裡。這個日本人為了避免被國際軍事法庭發覺，志願去由中國大陸撤退，日本人的船上工作。他把材料也帶上了船，萬一遇到什麼情況，也可就手把它扔到海里。當1977年這個日本人把材料公諸於眾時，仍不願透露自己的名字。

土肥原見法庭並沒有掌握這個證據，收緊的身體漸漸地鬆開了，甚至露出滿不在乎的神情。他大概由此還認為他所犯下的罪行都包藏在幕後，法庭抓不住什麼東西。這個富於心計的賭徒沒有全錯，對他的罪行的索證確實很困難。國民黨政府軍政部、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