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財，1937年，四大財閥擁有日本重工業的15％，十大財閥擁有25％，而到了1946年，這兩個數字分別改寫為32％和49％。他們同皇室與軍部結成了強有力的聯盟。他們的罪行不斷地出現在《判決書》中。《判決書》指出：能否透過近衛文磨為發動戰爭而推行的國家總動員法，“取決於企業家的意志，沒有他們的支援，全國動員計劃就不可能實現”。然而，他們的名字在《判決書》中被用“企業家”、“銀行家”這樣一些空洞的稱謂掩蓋了，也沒有一個財閥被送上被告席。

這歸功於麥克阿瑟的庇護，根源在於以蘇美為兩極的“冷戰”愈演愈烈。美國要把日本變成它的前線堡壘。但戰敗使日本成為一個已遭毀壞的國家。它的鉅額投資都已喪失，房屋、城市和工廠均遭破壞，貿易商船無幾。石油、棉花、羊毛、焦煤、橡膠和鹽等工業資源枯竭。農田荒蕪，糧食和日用品奇缺。《紐約時報》記者帕羅特寫道：“如果日本經濟陷入困境，可能導致的後果是出現劇烈的革命以圖拋棄與民主國家之間的無利可圖的聯絡，轉而向新的左翼主義求援，依賴亞洲國家的資源，而後者可能利用日本的工業力量。”

美國要依靠財閥來重新武裝日本，而且，美國人要用來祭刀的本來就限於那些在太平洋戰場上對美不宣而戰的人。

根據麥克阿瑟的授意，季南把盟軍總部拘留的甲級戰爭嫌疑犯由A至H分為8個組，每組都配備一名美國法官負責組織調查偵訊。D組由霍威茨與霍克斯赫斯特負責，偵查的物件是池田成彬等l2名財閥，後來又加上滿洲的財閥星野直樹等人，增至16人。偵查結束後，除了一個倒黴的星野直樹，其他的都被一古腦地放掉了。

偵查開始前，季南向他倆暗示：只有直接參與戰爭謀劃、犯有“破壞和平罪”的嫌疑者才能受到控告。兩人心領神會。就是說財閥成員大力推動飛機大炮的生產，幫助政府達到戰爭目的，獲取高額利潤，這還夠不上當戰犯的資格，還不能構成“破壞和平罪”。

於是他們向季南“負責”了。經過一通“偷工減料的偵查”，他們向季南提出一份報告。在執委會上彙報的時候，他們埋怨時間太緊，說要在這樣短的時間裡對財閥們進行綜合性的調查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不這麼幹，我們只調查那些被列入戰犯名單的實業家。可是，能掌握的關於嫌疑犯的情報都是些能寫入名人辭典的溢美之詞，而這些嫌疑犯的知識水平都很高，根本不要指望他們說出不利於自己的話來。我們中間的一個雖然有64歲了，且在俄亥俄州當過40年的律師，可是，我不是日本問題的專家，更沒有關於財閥方面的知識，心裡虛而困惑，手無王牌而軟。所以，唉，只有瞪著兩眼乾著急。

他們差點沒把自己說成是個空啤酒桶，可憐兮兮地讓人*著玩。但這並不妨礙他們胸有成竹地拿出結論。

他們說，眼下不要把鯰川義介、古野伊之助、鄉古沽、大河內正敏、正力松太郎、中島知久平幾個人當作被告，因為這些人都說自己反對戰爭。就拿前《讀賣新聞》社長正力松太郎來說吧，他說他在戰爭期間所作的“鬥志昂揚”鼓舞日軍的報道，是迫於壓力而不得不為之，否則他的報紙將得不到紙張；更有說服力的一點是，他說他曾向東條英機和星野直樹書記官長提出過抗議，反對他們錯誤的新聞政策，反對他們向國民說謊。當然——霍克斯赫斯特文雅地託了一下金絲邊眼鏡，環顧一下眾人的反映，接著說下去。當然，《讀賣新聞》的鈴木東民總編輯有相反的意見，他強調說正力是一位極端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曾經積極地與好戰分子進行合作，但是前社長卻說正義曾反對日美戰爭。於是，我們寧可相信其本人的話。

至於其他的人，中島說自己反對軍部及其侵華的政策；池田和藤原雖然有成為被告的可能性，但兩人已年邁，又染病在身。儘管檢察方面的協助者田中隆吉說池田給極右分子提供過資金，但另一個人卻說池田由於一貫反對軍國主義的主張，反對對美開戰，軍部和法西斯分子的刺客常想謀害他。還有人報密，說池田和津田曾當過為建立日本和滿洲新秩序而設的“日、滿財政經濟研究會”顧問，但在訊問中他們矢口否認。

就這樣，大財閥們被一個一個地從嫌疑犯的人堆子裡扒拉出去，最後孤零零地剩下一個星野直樹。

聽了兩人的彙報，季南滿意地點點頭。“是呀，我本打算選擇一名代表財閥的被告，如果可能的話，這個人最好與新舊財閥都有關係。可是沒有符合條件的人選，這個打算只好放棄了。”這大概是吸取了紐倫堡審判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