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著說。

“只要劉將軍願意留下，我們自然歡迎。”

“戎馬多年，已經累了，倦了，現在，我只想到澳門去，與家人團聚，不再過問世間的政治和殺戮了。”劉建業悵然地說。

“劉將軍為何不願意不留下來，與我們一起建設新的中國？”

“其實，從回國以來，我就一直在想有機會和家人在一起團聚，不再過問政治。我對政治上的事情，已經沒有任何的興趣了。所以，你們的心意，我心領了。”

“劉將軍實在不願意留下來，我們也不勉強。不過，劉將軍可否給我們提出一些建議呢？”

“建議不敢當，我也就是說一下感想吧。記得，1945年7月1日至5日，黃炎培、傅斯年、章伯鈞等幾位先生曾訪問過陝甘寧。期間毛澤D同志與黃炎培作過一段關於中國GCD領導的政權如何跳出歷代統治者從艱苦創業到腐敗滅亡的週期律的談話。黃炎培先生的記錄是這樣的：有一日，毛澤D問我感想怎樣？我答：我生60多年，耳聞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於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同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然環境漸漸好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律。中G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跳出這週期律的支配。’毛澤D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這一陣子，我翻閱了一下中國曆朝歷代的史書，發現一部中國歷史確如黃先生所說。那麼，為什麼會出現

“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尷尬？又為什麼說民主才是出路呢？現在終於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了。古今中外，一個國家的興盛往往因為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的領導。在中國，最典型的就是漢武帝，他設立內廷，加強中央集權，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打擊匈奴，所謂“畢功於一役‘。在現代，蘇俄能夠在短短的時間內成為世界數一數二的強國，也是靠斯大林強有力的領導。集權體制的強大在於其嚴密，強大的組織性。正因為此，它能夠迅速的集中所有資源，調動一切力量，解決國家最緊要的問題。它能夠使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迅速的崛起。所以說，”其興也勃焉’。“

“《山坡羊通關懷古》中著名的一句是”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為什麼說興的時候也是百姓苦呢？因

為中央集權在利用一切資源解決迫切的問題時，必然犧牲普通老百姓的利益。雖然漢武帝取得了抗擊匈奴的勝利，樹立了強國的形象，但是百姓生活依然貧困。蘇俄迅速的實現了工業化，贏得了工業強國的美名，但是幾十年過去了，人民生活依然沒有顯著改善。因為，在很多情況下，絕大部分的資源於國內。老百姓的財力都被國家集中，他們怎麼可能富裕？因此，靠犧牲百姓的利益達到的興盛並不是長久之道。“

“任何事物都要辯證的來看，集權體制的優點在某些情況下會轉變為其缺點。中國曆代王朝的滅亡，無外乎下面幾個原因：外部勢力的介入。仔細分析一下，其實三者都是相通的。外戚和宦官專權，為什麼導致王朝的滅亡？因為這些人會發展其黨羽，家族，利用他們的權勢，圈得大量的土地，與民爭利，最終形成一個強大的利益集團。他們會不斷的擴大國家財富的佔有率，導致百姓生活困苦，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當皇帝本身昏庸無道時，必是奸臣當道。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上樑正下樑歪是有的，從來沒有上樑歪而下樑正的。於是導致整個官僚系統不是為百姓服務，而是為自己集團的私利開啟方便之門。所以說，當集權體制中的上層，利用其對下的權威性，嚴密的組織性，為了自己的私利而奔波的時候，便是整個系統腐敗的開始。“

“那麼外部勢力的干預呢？外因只有透過內因起作用，事物的發展變化都是取決於內因。以宋朝和清朝為例。宋朝從建國初期，就一直面對著強大遼國的威脅，雖然宋太祖趙匡胤和他的弟弟都對遼作戰，卻始終沒有取得勝利。關於這一點，我想到了兩個地方，一是西漢初期也是受到北方強大匈奴的威脅，但卻最終能夠打敗匈奴。二是遼國雖然強大，但是最後卻被人力物力財力遠不如宋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