澤東和朱德並轉湘贛特委的信遞給他看。信中認為革命處於低潮，紅軍不可能在農村集中存在。要求紅四軍分散組成小部隊，藏匿於群眾中，進行遊擊。各邊境工作“必須與目前黨的中心任務、中心工作相適應”。來信中還有一個重要決定：要朱、毛兩人離開部隊去中央工作。

這就是說，朱德、毛澤東不但要離開紅四軍，而且要離開蘇區。彭德懷十分震驚，認為中央的決定欠妥，儘管他入黨時間不長，還是覺得有必要直接寫信給中央，遂於4月4日，親筆寫出他參加黨以後第一封給中央的信。信中首先報告平江起義後紅五軍在湘鄂贛邊界轉戰的經過和教訓，彙報了引兵上井岡山和突圍的經過，總結了平江起義的缺點和紅五軍守衛井岡山失利的原因。接著說明：“在反革命高潮時不宜分兵，分兵則氣虛膽小”，“因紅軍不是本地人，又不全是好黨員，即平日是好黨員，到危急時也（想）不出辦法，以致被消滅，這是非常危險的”。他認為，“這種嚴重時期，只有領導者下決心與群眾同辛苦、同生死，集中力量作盤旋式的遊擊，才能渡過難關，萬萬不能（採）藏匿躲避政策”。信中還分析了民國初年農民起義軍首領白朗失敗的原因，說明對有黨的領導、群眾幫助並在山區進行遊擊戰爭的紅軍，敵人雖多，也是沒有辦法的。

彭德懷給中央的信很簡短，但旗幟鮮明地支援毛澤東的戰略思想，不同意中央來信基於對形勢的悲觀估量而做出的關於紅軍行動策略的“不切實際的想法”。

4月8日，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在雩都召開。會議根據軍閥為爭奪地盤而激戰的狀況，決定了紅軍的行動方針。其後，前委根據彭德懷的提議同意原紅五軍（此時，紅五軍與新組建的紅軍獨立團改編為紅四軍第五、第六縱隊）返回井岡山，恢復湘贛邊界，鞏固和擴大羅霄山脈中段根據地，並向粵贛邊界發展，與閩西相聯絡，配合紅四軍各部建立湘贛閩粵根據地。

前委擴大會議後，彭德懷率原紅五軍出發，又經小密。這時，寄居在這裡休養的傷病員均已痊癒，滕代遠也恢復了健康。戰友重聚，非常高興，滕代遠敘述他們在這裡幫助群眾建立政權，組織游擊隊的成果，又介紹了群眾對他們盡心照顧的情況。

彭德懷滿懷信心地說：3個月的事實說明，困難到了頂，就是轉變的開始。只要我們團結、堅決，不動搖、不渙散，就能戰勝困難。在向小密群眾致謝和話別後，滕代遠等歸隊重新踏上征途。這時紅五軍從283人槍又恢復到800餘人。

彭德懷和滕代遠率領紅五軍經信豐、崇義、上猶、遂川等地，於5月2日抵達寧岡茅坪。井岡山遭到敵人的嚴重破壞，到處是斷垣殘壁，瘧疾流行，人口不到2000，生活必需品奇缺，一派劫後淒涼景象。為了撫慰受害群眾，紅五軍發給每人1塊銀元，以救燃眉之急。

井岡山人民是堅強不屈的。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在白軍佔領的日子裡堅持鬥爭。區縣兩級黨政組織基本上儲存下來，當時因被敵人分割未能同軍部一起撤退的二大隊李燦、張純清部和王佐特務營也都儲存下來。彭德懷與堅持鬥爭的戰友重新會見，感到無比欣慰。只有守衛八面山哨口的四大隊，聽說在突圍後脫離蘇區至湘東一帶被敵人消滅。彭德懷一直關心該部的情況，直到1955年，才在一次偶然的機會里，遇到了當年的大隊政治委員李克玉，得知還儲存下來一部分同志。

5月中旬，彭德懷和滕代遠一起出席於寧岡古城召開的中共湘贛邊特委第四次擴大會議。會議確定從發展中恢復和鞏固井岡山根據地。會議進行中，贛軍金漢鼎部兩個團從永新瀚江和寧岡新城兩路向古城進攻。當時由於敵情不明，五軍又剛改編，為儲存實力，彭德懷率紅五軍和王佐特務營向湘東遊擊。後又從湘東向南相繼攻佔廣東境內之城口、南雄，繳獲100多支槍和10萬來發子彈。因想到井岡山群眾正遭瘧疾之苦，缺鹽缺穿，用所籌之款購買了大批奎寧、鹽和布匹。

7月初，彭德懷回師井岡山。中旬，參加中共湘贛邊特委、永新縣委、紅五軍軍委聯席會議。會上特委書記鄧乾元和與會的多數人主張奪取安福。

唯彭德懷獨持異議，分析敵情說：安福城雖然不大，但城牆高，又很堅固，不易攻克。我一旦攻城，敵必定從永新、蓮花、吉安三面來援，而我力量較敵薄弱，無力打援，可能陷入被動。

後來彭德懷在回憶這場爭論時說：“爭論的結果，他們是全體，我是完全孤立的一個人，就採取少數服從多數，決定了一次非常錯誤的行動，幾乎全軍覆滅。”

不出彭德懷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