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主持起草大會的總結髮言，在起草過程中，他聽取了主席團其他成員提出的意見，親自主持逐字逐句的修改，充分地反映了他的觀點和態度。

在7月19日的全體大會上，彭德懷宣讀了這篇總結髮言。全文共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幾年軍隊工作的基本情況，第二部分是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第三部分是戰略方針和國防建設工作，第四部分是思想工作和領導工作。

在前兩個部分裡，他錯誤地指責訓練總監部和軍事院校說：“在軍事訓練部門和某些院校中，極少數同志具有資產階級的軍事思想，他們一直堅持反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路線，抗拒中央和軍委關於反教條主義的指示，嚴重地阻礙了反教條主義運動的開展。”甚至指名批評個別幹部是“從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出發，進行反黨反領導的宗派活動，企圖改變我們軍隊的面貌”。由於這種過火批判，使功勳卓著的劉伯承元帥蒙受委屈，被迫在大會上檢討，導致對肖克和訓總的一批幹部進行了錯誤的組織處理。他的這篇總結髮言，是1957年反“右派”以後黨內“左”的思潮的產物。他當時不僅沒有感到錯誤，而且認為講的比較“有力量”。可是過了4年之後，1962年他被“罷官”在吳家花園給毛澤東寫那封長信（被稱為《八萬言書》）的時候，他開始認識到這篇發言和對劉伯承、肖克等人的批判是錯了，是“言過其實”的，會後對肖克和訓總一批幹部的組織處理，“並非出於我的本意”。為此，他曾經囑託他的侄兒彭起超，在有機會時一定要代他向肖克道歉。

這次軍委擴大會後，在全軍範圍掀起一場反教條主義的運動，致使絕大多數擔任過訓練工作和軍事院校工作的領導幹部，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被迫進行檢查，引起許多幹部不安心訓練工作和院校工作，嚴重地傷害了這部分幹部的工作積極性。同時由於批判和否定某些舊的作法之後，一時又拿不出新的作法來代替，打亂了軍隊正規化現代化的建設程序，使軍隊訓練和院校教學遭受很大危害，給軍事建設工作帶來不良後果。這次運動彭德懷雖然不是主要的發動者，但他的思想和發動者是完全一致的。加上他是這次會議的主要主持者，因而後人認為他對會議的錯誤應負更多的責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彭德懷在會議的總結裡，迎合當時“左”的思潮，把一些不贊成或抵制“批判地學習”蘇軍經驗的思想，誇大為教條主義、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並進行嚴厲批判，這當然是錯誤的。但他在這篇總結中，根據毛澤東講的要“搞出自己的一套”的指示，還詳細闡述了軍事工作要“以我為主”的方針。事實證明，這一方針的貫徹執行，對於後來全軍以“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推進國防事業的發展，曾經起了積極的作用。

第30章　未了心願

彭德懷為建立中國軍隊的後備力量，解決“平時養兵少、戰時用兵多”的矛盾，透過不懈地摸索、實踐，創立了民兵與預備役相結合的制度，找到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積蓄後備兵員的有效辦法。但他的探索歷程是相當曲折的。

早在1955年，彭德懷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報告兵役法時講：“志願兵役制，在中國過去各個革命戰爭時期，對爭取革命戰爭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也是當時唯一可行的優良制度。但是，由於志願兵役制度缺乏定期徵集和定期退伍的制度，已不利於積蓄強大的經過訓練的預備兵員，已經不能適應目前軍隊建設的需要了。”

按兵役法規定，復員兵和適齡青年均需登記，編為第一、二類預備役，由省、市、縣兵役部門負責組織領導，定期實行軍事訓練。這是學習蘇聯的辦法。由於登記工作量大、表格專案繁多，對地方政府是一項龐大而複雜的工作任務。1956年3月31日，軍委會議討論了一個登記和訓練計劃，提出：“今年先搞幾十萬作試點，重點要放在實戰應用訓練上，不要搞形式。訓練的時間也要儘量縮短，每年可以訓練10天，每天訓練　6小時，每人每天發給一角至一角五分的伙食補貼。”

計劃討論後，彭德懷於4月1日批發的國防部指示中又特別說明，登記預備役的工作“各地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分期、分批逐步完成，在完成的時間上不強求一致。條件較好的地區，在今年、明年兩年內完成，條件較差的地區，可以推遲到1958年完成，不能進行的地區，還可以暫不進行”。

儘管如此，指示下達後，不少地方政府仍感到執行起來難度很大。6月10日，鄧小平把河北省委向中央彙報工作時說地方工作任務重、時間緊，最好把預備役登記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