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英勇卓絕的鬥爭的一部分，而且由於這裡的荒涼和貧瘠，閉塞和粗蠻，這種鬥爭顯得更為殘酷壯烈和更加勇敢豪邁。

我們所記述的收編後九天武裝的經過，只是這紅軍草創期間，許多次鬥爭中的一件。其實，每一支小部隊，哪怕是隻有幾個人的小部隊的扯起旗幟，都有一番曲折的過程，每一個農民丟下犁杖，成為紅軍戰士，也都有一個曲折的過程。“一人一馬一杆槍，咱們的紅軍勢力壯”，百川歸海，所有的力量凝聚起來，於是便在陝北高原，形成了一番大氣候。

民國十八年的大年饉，是這場革命得以在陝北大大風行的直接的契機。正如斯諾先生在他的《西行漫記》中，在目睹了餓殍遍野的悲慘景象後，問自己的話那樣，大年饉中，那些坐以待斃的農民，也在用同樣的話問自己，不過，他們將斯諾先生的“他們”這個詞兒換成了“我們”。

“我們為什麼不造反？”他們這樣問自己，“為什麼我們不聯合成一支大軍，攻打那些向我們徵收苛捐雜稅卻不能讓我們吃飽、強佔我們土地卻不能修復灌溉渠的惡棍壞蛋？為什麼我們不打進大城市去，去搶那些把我們的妻女買去，那些繼續擺三十六道菜的筵席而讓誠實的人捱餓的流氓無賴？為什麼？”

不要忘了這些頭上用白羊肚子手巾紮成英雄結的人，曾是斯巴達克式的悲劇英雄李自成的直系後裔，曾是八大王張獻忠的直系後裔，曾是高迎祥高桂英的直系後裔，在他們的血管裡，澎湃著叛逆者的高貴血液，而祖先的光榮又在召喚著他們，激勵著他們，引導著他們。當封建大一統在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統治和馴化這一塊廣袤的國土的時候，網開一面，它遺漏了陝北。這當然不是為牧者的恩賜，而是在長期的歷史程序中，這裡一直處於民族戰爭的拉鋸戰局面，致使這種文化無力滲透或較少滲透而已。我相信我們的吳兒堡故事，已經準確無誤地向讀者告訴了這一點。這種獨特的人文地理是這塊土地顯赫一時的重要原因，並且為不久就要到來的毛澤東以及他所從事的偉大事業的風行高原以至風行全國，準備了基礎。

於是，成千上萬的餓得發昏的農民，開始搶糧，吃大戶，打家劫舍，甚至綁票，而成千上萬的人，則湧進陝北高原的幾十座縣城，衝進衙門，衝進糧行。許多人沒有走到縣城，就倒斃在路旁了，許多人進了縣城，但是手指剛觸到那囤積的白花花的大米、黃燦燦的小米，就捱了槍子兒，大部分人於是又重新回到鄉間，守著老婆孩子和幾孔破窯，等待著那不可避免的死亡降臨。對“死去還是活著”這個問題上，他們思謀了很久，最後決定扯旗造反，走向革命，這樣或許還有一步活路。

公允地說，如果沒有共產主義在這塊土地上的發生和發展，那麼，在這個年代，在陝北高原，仍然不會安生，仍然會有人舉旗造反，但那就是黃巢李闖式的農民起義了。共產主義運動適時而至，從而給這塊土地，帶來了希望，給這些憤怒的可憐的人們，帶來了行動綱領，從而引導他們結夥成團，為自身的基本生存權利而鬥爭。

陝北高原的革命武裝割據，在與國民黨當局的圍剿與反圍剿的鬥爭中，日益壯大，大約到了一九三四年，達到全盛，控制了陝北高原一半的縣城，並且成立了劉志丹將軍指揮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和謝子長將軍指揮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七軍。一個以陝北與甘肅接壤的子午嶺山系為依託，一個以陝北高原腹心地帶、山大溝深的安定橫山地區為依託，兩塊根據地互成犄角之勢。當時，“正月裡來是新年，陝北出了個劉志丹”和“紅軍游擊隊，老謝總指揮”的陝北民歌，宛如當年的“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的歌謠一樣，唱徹了陝北高原偏遠山區的山山嶺嶺。而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在國民黨政府“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下，中國地面各個紅色根據地都先後失陷之際，獨有在這塊偏遠的陝北高原上，在這塊中國的西北角，保留下了這唯一的一塊，從而給歷經兩萬五千裡風塵之苦的中央紅軍，提供了一塊落腳地，提供了一次恢復元氣和東山再起的機會。

為了敘述的方便，我們願意在這裡，再引用一段斯諾先生珍貴的筆墨。當然倒不僅僅是為了省力，而是由於這一段歷史，諸說紛紜，莫衷一是，而黨史專家的瑣碎考證，又使每一個試圖再現這波瀾壯闊一頁的人，望而生畏，那麼，我想我們的求助於斯諾先生，就是讀者可以諒解的事情了。當然，斯諾先生的敘述，中間肯定也有許多的不周不到之處，但是大致的走向是正確的，況且那些現成的文字，是已為社會所認可的東西。

埃德加·斯諾寫道：“這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