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經翻譯文學”。這門課以《六祖壇經》為課本。我從來不信任何宗教，但是對於佛教卻有濃厚的興趣。因為我知道，中國同印度有千絲萬縷的文化關係。要想把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學史搞清楚，不研究印度的東西是困難的。陳先生的課開擴了我的眼界，增強了我研究印度的興趣，我學習梵文的願望也更加迫切了。

1935年我到了德國。德國對梵文的研究是頗有一點名氣的，歷史長，名人多，著作豐富，因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外國許多梵文學者是德國培養出來的，連印度也不例外。我到了德國，入哥廷根大學，從瓦爾德施米特（Waldschmidt）教授學習梵文和巴利文。他給我出的博士論文題目是關於印度古代俗語語法變化的，從此就打下了我研究佛教混合梵文的基礎。苦幹了五年，論文透過，口試及格。以後，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應召參軍，他的前任西克（Sieg）教授年屆八旬，早已退休，這時又出來擔任教學工作。這位老人待人親切和藹，對於我這個異域的青年更是寄託著極大的希望。他再三敦促我跟他學習吐火羅文和吠陀。我今天在這方面的知識，都是他教導的結果。我畢生難忘我的德國老師們。

在德國十年，我主要致力於語言的研究，對於印度古典文學很少涉獵。

但是回國以後，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我喜歡的那一套印度古代語言，由於缺少起碼的書刊資料，不管我多麼不願意，也只能束之高閣，研究工作無法進行。在科學研究方面，我是一個閒不住的人。現在幹些什麼呢？我徘徊，我遲疑，結果我就成了一個“雜家”。有什麼飯，就吃什麼飯；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飯。這就是我當時的指導思想。於是，我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關係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翻譯和研究梵文文學作品也成了我的主要工作。

對於中印文化關係史的研究，我很早就有興趣。在德國求學時期，遇到有關資料，我隨手札記。回國以後，既然研究印度古代語言和吐火羅文有了困難，我就更加註意蒐集中印文化關係史的資料，寫過一些文章。五十年代中期以後，整合了一個集子，名之曰《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八十年代初，我把這個集子進行了改編，把有關印度古代語言的，用德文、英文和漢文寫成的論文，編成了一冊，名之曰《印度古代語言論集》，1982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把原有的有關中印文化關係的文章和五十年代以後新寫的與此有關的文章編在一起，名之曰《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1982年由三聯書店出版。　。　想看書來

自傳（2）

至於翻譯，五十年代初，我翻譯了一些近代德國作家的作品，其中有托馬斯？曼的短篇小說等等。翻譯最多的是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說，已經整合了一個集子《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說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從1957年起，我陸續翻譯、出版了古典梵文名著《沙恭達羅》、《優哩婆溼》、《五卷書》、《十王子傳》（選譯）等等。從1973年起，翻譯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這一部書在印度文學史上和世界文學史上都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對南亞東南亞各國有很大影響。有很多印度各種語言和國外許多語言的譯本。它對中國也有影響。蒙、藏和新疆地區，以及雲南少數民族地區，都有羅摩的故事。《西遊記》中孫悟空的形象也顯然受了它的影響。但是卻一直沒有漢文譯本。在過去，翻譯這樣一部規模巨大的史詩，對於我這個行政工作和社會活動都非常繁忙的人來說，簡直是無法想象的。但是，當時所謂“*”還沒有結束，我頭上被戴上的那一大堆可怕的帽子，一頂也沒有摘。我被命令到一座學生宿舍和系辦公室合在一起的大樓裡，去看守大門，傳呼電話，分發信件。後來不知怎樣一來，我又成了教師，教一點英文。總之，我是靠邊站，除了上面說的那些雜事之外，什麼事情也不管。這真是一個難得的好時機。我從1973年起，用了五年的時間，終於把這部長達二百多萬字的鉅著譯完。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羅摩衍那》第一冊，到1984年完全出齊，共八巨冊。

與中印文化關係史有關的工作，我也做了一些。主要是同一些同志共同校注了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中華書局於1985年出版。陝西人民出版社於同年出版了《（大唐西域記）今譯》。同年，廣西灕江出版社還出版了我翻譯的《家庭中的泰戈爾》。現在正寫一部《糖史》。

吐火羅文的研究，由於缺少資料，已經中斷了多年。1981年起又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