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給我們的組織捎來口信說，猶太人居住區即將爆發一次反抗運動。我們正與其他人取得聯絡。不過這個人有一些實權。我想他的名字應該是費爾德森。‘

“我們等了一會兒，但他們沒來。汪娜告訴我說，槍支就藏在這棟房子的地下室裡。我走進臥室去看孩子們。房間裡很冷，刀子般的寒風嗖嗖地鑽過窗縫，吉恩和伊娃頭上籠著一小團白色霧氣。我能聽到窗外狂風怒嘯，但這床塞滿羽毛的老式波蘭被子能讓兩個孩子免受寒冷之苦。我祈禱明天能找到一些煤和木材。窗外一片漆黑，整座城市籠罩在黑暗之中。我冷得渾身發抖。那天傍晚伊娃患了重感冒，耳朵疼得厲害。她吃了汪娜好不容易弄來的阿斯匹林才剛剛睡著。不過汪娜什麼都弄到。我又一次祈禱，明天早上她的感冒就好了。這時我聽見敲門聲，我轉身回到起居室。

“另一個人我已記不得了，他沒怎麼說話，但我記住了費爾德森。他是個壯實的長著一頭黃紅色頭髮的中年男子，大約四十四五歲，炯炯有神的雙眼透過厚厚的眼鏡片看著你，彷彿能把人看穿似的。我記得有一隻鏡片破了，用膠水粘在一起。他好像很生氣，對什麼彬為不滿意，情緒很激烈，但他的舉止仍很得體。他一進門就對汪娜說：”我現在不能付錢，我沒有錢付給你們，‘他的波蘭話很難懂，我聽不太明白。’我很快會給你們的，‘他用怒氣衝衝的聲音說，’但不是現在。‘

“汪娜讓他和另外那人坐下來，然後開始用德語講話。她直截了當地說：”你有德國口音，你可以講德語或依地語，如果你願意的話。‘

“但他惱怒地打斷了她，用純正的德語說：”我不需要講依地語！我在你們出生前就開始說德語了——‘

“這時汪娜馬上又打斷他：”不必解釋。講德語。我朋友和我都講德語。你任何時候都不必為這些武器付錢，尤其是現在。這些武器是從黨衛軍那兒偷來的，我們不會向你們要錢。我們以後再談錢。‘我們坐下了。汪娜在昏暗的燈光下緊挨著費爾德森坐了下來。燈光忽明忽暗，不知何時就會熄掉。她把香菸遞給他們，然後說：“這是南斯拉夫捲菸，也是從德國人那兒偷來的。這燈隨時可能熄掉，所以我們趕緊談正事。但我首先想知道的是你的背景，費爾德森。以後一段時間我們會經常來往，所以我想知道我在與什麼樣的人打交道，我也有權利知道這一點。說說吧。’

“這簡直太棒了。汪娜總是用這種辦法直截了當地與別人打交道——我，以及任何人。我想，也許這方法能應付一切。她有著壯碩男子一般的魄力，可她的內心卻充滿柔情。我坐在那兒看著她。她看起來非常……我想你會描繪為‘形容枯槁’。她已經兩天兩夜沒閤眼了，一直在工作，隨時面臨危險。她用大量時間編輯地下組織的報紙，這事相當危險。我想我告訴過你，她其實並不漂亮，蒼白的臉上長滿雀斑，下巴很大。但她有一種內在的魔力，這使她十分吸引人。我一直看著她——她和那個猶太人一樣神色嚴峻，但同時又露出慈祥、耐心的神情，令我難忘。

“費爾德森說：”我出生在彼德歌斯茨，但很小的時候就被父母帶到了德國。‘他的聲音變得氣惱和尖刻。’這就是我講不好波蘭話的原因。我承認我們有些人在猶太區儘可能不用這種語言。也許任何一種語言都比壓迫者的語言更令人愉快。藏語？愛斯基摩語？‘他的語氣緩和下來，接著說，’請原諒我離題了。我在漢堡長大，在那裡接受教育。我是那所新成立的大學的第一批學生；後來我在符茲堡的一所預科學校當教師，教法國文學和英國文學。被捕前我一直在那兒教書，直到他們發現我的出生地在波蘭，便將我流放到這兒。那是在1938年，我帶著妻子和女兒，還有一大批出生於波蘭的猶太人。‘他停了一下，接著痛苦地說：“我們逃離了納粹，而現在他們又砸牆破戶。但我應該更怕誰呢，納粹還是波蘭人？我應該把波蘭人看作我的同胞嗎？至少我知道納粹會幹些什麼。’

“汪娜沒理會他。她開始談起槍械的事。她說，槍就藏在地下室裡，用厚紙裹好了，還有一箱子彈，一會兒他們就去取。她看了看錶，說十五分鐘後，兩名家鄉軍戰士將在地下室準備好，然後把箱子搬到過道里。他們事先已約好訊號，她一聽到訊號後便會馬上示意費爾德森和他的同伴，他們便可以立即離開房間到樓下的過道里，槍已經在那裡了。然後他們儘快離開。我記得她最後說，她得告訴他們，有一支槍的準星壞了，還有某個部件也有一點小毛病，但她會盡快設法幫他們換一個。

“費爾德森說：”有一件事你沒有告訴我們，一共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