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版——不停地走動著，他要知道她是從哪兒得到這東西的。他的翻譯，一個波蘭姑娘，一直咳個不停。“你這個走私犯！”他用拙劣的波蘭語大聲叫道。當蘇菲用德語回答他時，得到了那天的第二次讚美。她展示了一個大大的牙齒幾乎全露出來的納粹式的笑容，簡直於1938年的好萊塢電影一般無二。但這笑容並不是令人愉快的笑，難道她不知道她的行為有多嚴重嗎？難道她不知道任何肉類，特別是這種品質的肉只能供應給第三帝國嗎？他用手指甲挖下一塊肥肉送進嘴裡。他一點一點地慢慢咀嚼著。（“高質量。”他說。）他的聲音突然變得嚴厲，咆哮起來：她從哪兒弄到這肉的？誰提供給她的？蘇菲想起了那個可憐的農婦，知道等待她的將是可怕的懲罰。她儘量拖延時間應付著他：“長官，這肉不是為我自己找的，是為我媽媽弄的。她住在城的另一邊。她病得很厲害，患了嚴重的肺結核。”似乎這樣的利他主義陳述能對一個納粹產生什麼作用。這時有人敲門，電話鈴也瘋狂地響了起來。對德國人和他們的圍捕來說，這是多麼忙亂的一天了。“我才不管你他媽的媽媽呢！”他吼叫著，“我只想知道你從哪兒弄來的肉！告訴我，馬上！否則我要打得你非說出來不可！”但猛烈的敲門聲仍在繼續，電話鈴又響了起來，這位蓋世太保軍官不得不暫時放下這個波蘭母狗，厲聲叫著讓下屬把她帶走——這是蘇菲最後一次見到他和那塊火腿。

如果換一天她可能根本不會被捕。當與一大群男男女女的陌生人中同關在漆黑一團的牢房裡時，這個諷刺一次又一次地擊打著蘇菲。這些人大多數——雖不是全部——很年輕，二三十歲。他們的舉止——也許只是因為他們頑石般地沉默——告訴她他們是抵抗組織，即家鄉軍的成員。這時她突然想到如果她再多等一天（像她原來計劃的那樣）出城的話，她就不會在那趟列車上。她現在才明白他們遭到的伏擊可能就是為了抓這群混在那輛列車上的家鄉軍成員。為防止有人漏網，納粹採取了不放過一個的政策，而蘇菲恰好成為其中之一。她坐在石板地上（已是半夜時分了），絕望得透不過氣來，想著吉恩和伊娃在家無人照料。牢房外的走廊裡一直充滿嘈雜聲，腳步聲，和人身體擁擠推搡的聲音，白天抓來的受害者還在繼續被塞進來。有一次她透過門上的小孔瞥見了一張熟悉的臉，心一下子猛跳起來。那是張年輕人的臉，上面血跡斑斑。她只知道他的名字，阿德斯洛，地下組織刊物的編輯，他曾在汪娜和託澤夫的房間裡和她說過幾次話。不知為什麼，她當時確信汪娜也被捕了。這時她突然想到另一點——聖母啊，她不由自主地暗暗祈禱——這一發現使她像被打溼的樹葉一樣癱軟下去：那隻火腿無疑已被遺忘，而她的命運卻無論如何與這些抵抗組織的成員緊緊拴在了一起。這樣的命運帶著一團陰影突然向她襲來，將她緊緊纏在“恐懼”之中。

蘇菲整晚沒睡。牢房裡又冷又黑，她甚至分不出旁邊那個人是男是女。早上四五點鐘的時候，這個身體被猛推進來倒在她的腳邊。當黎明的曙光照進房間時，雖說並不出乎意料，但還是嚇了她一跳。那個人是汪娜。在微弱的光線下，她慢慢看清汪娜臉上那一大塊青腫的傷痕，看上去像搗碎的紫葡萄。她想把她叫醒，但猶豫了一下，又縮了回來；正在這時，汪娜醒了，呻吟了一聲，直楞楞地盯著蘇菲。她決不會忘記汪娜臉上驚愕的表情。“卓婭！”她大叫一聲，抱住了她，“卓婭！你怎麼會在這兒？”

蘇菲淚如泉湧，靠在汪娜的肩頭絕望、傷心地痛哭起來，一直哭了很久才能夠開口說話。汪娜的耐心像往常一樣令人寬慰。她低聲安慰著她，兩手輕輕拍著她的背，充滿母親和姐妹一般的關懷。蘇菲在她懷裡本可以睡著的，但她深受焦慮的折磨，於是在控制住情緒後，她開始對她講起在列車上被捕的經過。這隻需三言兩語就可說清。她聽見自己像連珠炮似的說得非常快，很快說到折磨了她十二個小時的問題：“孩子們呢，汪娜？吉恩和伊娃，他們安全嗎？”

“是的，他們很安全。他們就在這兒的某個地方。納粹傷害不到他們。他們每天都在我們住的房子裡抓人——所有的人，包括你的孩子。他們進行了一次徹底的清掃。”一絲痛苦的表情掠過她那張寬大的臉，現在它已被蹂躪得不成樣子了。“噢，上帝，他們今天抓了這麼多人。我知道他們殺了託澤夫後就會對我們下手的。這是一場大禍！”

至少孩子們沒有受到傷害。她感謝汪娜，心情一下子放鬆下來。接著她忍不住伸出手指，在那張受傷的青紫腫脹的臉頰前舞動了一下，但沒有碰它，又把手縮了回去。她這樣做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