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大，公安局處級，我們副廳級……”不遠處有一座新建的辦公大樓，他指著說：“我們單位的辦公樓就在那裡，附近幾個地區都歸它管，這樓不是很大，但花了五千萬！”到機場大廳，他像回到自己家，見誰都打招呼。最後，輪椅還是沒辦法帶上去，本來可以託運的，但我們用了機場的輪椅，自己的那輛讓他幫我們帶回去。

我姐夫出差後在廣州等我們，他今天穿了一件花衣，很像個生意人。他見我父親沒有理他，假裝對我姐姐說：“你這幾天老是氣父親是不是，老是氣父親，氣得父親氣嘟嘟的。”

我們坐計程車到醫院的招待所，父親下車後就不願意再動了，我姐夫只好去找輪椅，找不到輪椅就花十塊錢僱了一張輪床，把父親推到住院樓。到了住院部我們叫父親下來，他沒有聽見，我們又叫了一次，他慌慌張張滾下來。

這時候住院部的醫生在房間裡面開會，我問外面一個小護士說：“莊主任有沒有在？”她說：“不在。”我又問：“胡主任有沒有在？”她說：“在。”我說我們有一封信要交給她，這個小護士像在送一封“雞毛信”一樣，幫我們送了進去。

醫生開完會我就進房間去，一個女的正坐在桌旁打電話，見我進去，就從身上掏出那封信來，說：“這信是你給我的？”她放下電話後把信看了一遍，說：“我先把病歷看一下再說，呵。”我離開後聽到她跟一個青年醫生開玩笑，她說：“到時候你不準生病！”青年醫生說：“到時候我就生病。”

我們在醫院住下來，下午來了一個女醫生，自我介紹姓張，個子很矮，像頭貓頭鷹。她聽說我們是來做活檢的，說：“還要做活檢啊，已經是尿毒症晚期了，可能要做透析。”我父親說：“透析一個是恐怖，一個是經濟問題。”她說：“好，不同意吧，你們可能看我年輕，信不過我，那好，讓我們的主任親自來跟你們說，我可沒這個面子，還是要做透析的。”她走後我父親對我說：“晚上到兩個主任的家裡坐一坐。”我故意說：“他們不知道有沒有在。”父親生氣說：“沒在就算了！”

很快一個男醫生來向我們介紹“利血寶”，這藥是進口的，每支兩百五十元。我們不敢再拒絕，就答應了。我弟弟在電話裡聽到後，叫我們趕快去跟醫生說不要，說那是醫院在亂賣藥。我姐姐不敢去，讓我去，我只好去了。我跟一個醫生說：“這藥太貴了，我們沒帶那麼多錢，我們是自費的。”這個醫生說：“藥單已經送下去了，沒辦法，這三支已經開好了的就先用，以後的怎麼辦再說。”

晚上我們準備到胡主任家，我打了幾次電話，她家裡的電話都沒人接，從七點打到八點，再從八點打到九點，我說：“操，只好亂撞了，打莊主任家的電話，看他有沒有在。”我姐夫說：“不好不好，不能亂撞，搞得不好就要壞事。”我打電話回家問林教授，他說沒關係，胡主任沒在就找莊主任。最後我還是打給莊主任，電話那頭立刻傳來他的聲音，說：“喂，哪裡打來的？”沒等我說完，他說：“我生病在家，正在發燒，你找別人。”我們沒辦法，只好繼續找胡主任。

第二天一早我和姐夫起來後先到住院部，一個小護士說她今天在辦公室上班，我們到她的辦公室，那裡的人說她在門診部。醫院很大，我們從東走到西，又要從西走到東，經過住院樓的時候，我說還是回病房，我姐夫不敢回去，我說先應付了醫生後再去，今天醫生來查房，一定又要說透析，我們幾個人在一起才說得過他們。

我們上樓後從電梯出來，這時候看到一個高高瘦瘦的女人從醫務室出來，胸前抱著一個資料夾，順著牆根向電梯走去，我還沒看清她是不是胡主任，她就向我們走來。她說：“是這樣的，我跟你們說，先做檢查，檢查出可以做了再給你們做，檢查出不可以做我也沒辦法，因為病人高血壓已經三十多年了，這一針紮下去會出血不止的，我們治人也要仁治，主要是看皮質怎麼樣，如果很清晰，我們就做，如果模糊不清，還是不做的好，呵。”說完就要離開，我說：“昨天醫生說要做透析。”她說：“我已經跟他們說了，先不要做透析。”我姐夫說：“胡主任你住在哪裡，能不能告訴我們，我們去坐一下。”她說：“我很少回家，現在每天都很忙，我只有一個人在這裡，等再聯絡吧，我辦公室的電話號碼是……”我急忙從身上掏出筆和紙，把她辦公室的電話號碼記下來。

我又打電話回家告訴林教授，他說：“做活檢出血的千人沒有一個，你去跟莊主任說，跟他說是我說的，他就會同意。”我們費了很大的腦筋，覺得還是到胡主任家坐一下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