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我說那就少兩張。
到林教授家後他把信拿出來給我們,說:“拿著這封信去,沒有床位他也會給你加一個鋪位。”我拿出紅包來給他,他說話的興致更高了。下樓梯時,我妻子說:“他真識錢!”
我們問父親到廣州去是坐飛機好呢還是坐大巴好,他說:“飛機。”我說:“打的怎麼樣?”他還是說:“飛機。”我姐姐說:“老鄭說不如叫一輛救護車。”我父親大聲起來,說:“不要說了,說得我心裡很煩。”
我們還沒有跟羅主任說要出院,第二天我打電話到醫院,我弟弟正在陪父親,他不敢去找羅主任,說:“讓父親自己跟她說就好,或者等你來了以後再跟她說。”我只好到醫院去,這時候我弟弟已經走了,只有我姐姐在陪父親。我叫她去跟羅主任說,她也不敢,說:“不要太多人去說,你去跟她說就好。”說完自言自語地說:“父親沒有留我,我還是來走好。”然後拿起袋子靜悄悄地走了。我在醫院裡等了一整天,羅主任沒有來。
晚上我父親又吐了,值班醫生給我父親做了個心電圖。第二天羅主任來了,她到病房看不到我父親,以為去找別的醫生,叫起來,說:“病人到哪裡去了?!病人怎麼老是不在?!”這時候我父親從廁所回來。
她說:“是不是昨晚又不好,要不就得透析。”我趁機說:“我們想出院,到廣州去做活檢。”她說:“腎病沒有人去做活檢的,別讓人笑死了,那個人是沒有醫療知識才這麼說。”我說:“去看看是怎麼造成的。”她說:“一開始我就跟你說是高血壓引起的,還說怎麼造成的。”她也不怎麼堅持,說:“好的,哪一天出院?”我說:“星期一辦理手續,我們星期二一早就要去坐飛機。”她說:“好。”我跟羅主任說完,我弟弟和我姐姐又到醫院來了。
我妻子聽說我父親要到廣州去,買了一輛輪椅,說到了那裡,傍晚就可以推到花園去。我們擔心輪椅上不了飛機,問一個在機場工作的鄰居用不用提前辦理手續,他十分乾脆地說:“什麼都不用,飛機票買來就好,到時候我開車送你們去,鄰里鄰居的,不用客氣。”
我本來以為這輩子可以不用再見到羅主任了,沒想到這一天她又到病房來,她說:“你們到廣州去,他們也沒有讓你們說要活檢就給你們做活檢,他們會看情況。不過我告訴你們,你們到了那裡他們一定叫你們透析,小醫院我不知道,大醫院通通都是這樣,中山醫院也好,廣東醫院也好,一進去就叫透析。那裡不像我們這裡,還可以商量,那裡叫透析就得透析。廣州那些人我也都認識,廣東醫院的莊主任、胡主任,我也能請到他們。透析得看各人的情況,有的肌酐400多就得透析,有的800多900多還不需要。從前有個縣的公安局副局長,在升正局長之前才四十歲,檢查出肌酐300多,我跟他說別開玩笑,得多注意休息,他不聽,住院的前天晚上還去抓人,結果肌酐升到400多。我說透析,他聽後說,不要說透析的話!不許你說透析!我最討厭透析!一下子請來了四個專家,但隔行如隔山,有人說要這樣有人說要那樣,一個老中醫還說要用中醫療法。我跟我們院長說,他們一人說一樣話,說完各走各的,不聽他們的不好,聽他們的一定壞事。我找他們家屬談,說必須透析,要不沒辦法。他這個人很有能耐,從‘南油’叫來一架直升飛機,送他到廣州,很多專家都在那裡等他,各方面的都請來了。會診後回去,交給廣東醫院的莊主任。莊主任也說透析,我說他不同意,莊主任說讓我來跟他說。最後做腎臟移植。”她一口氣說了這麼多。
我父親說:“大家都很關心。”她說:“對,有時候就幫倒忙。”她說:“什麼時候要出院,我病歷寫一寫,我建議透析。”我父親說:“這段時間你的治療是有成效的。”她說:“沒有沒有。”我父親說:“也有可能回來後還要再請你來妙手回春。”她說:“沒辦法沒辦法,我沒有這種能力。”我父親說:“心臟不好,要坐飛機,開點藥可以路上吃。”她說:“可以,不過我還得說,不一定有效。”
我父親回到家後,晚上請出祖母的香爐來拜,求她保佑自己到廣州後能夠平安地回來。
第二章 廣州之行 5
別以為這是十九世紀法國浪漫主義作家雨果在虛構另一部《悲慘世界》,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是文學創作上的兩座大山。
第二天鄰居開車送我們到機場去,他像要帶我們去旅遊一樣,一路上說:“邊防出入境跟公安局出入境是同一家人,但我們比他們大,他們叫上面做爺,我們叫上面做爹,我們比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