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死彎的時候或許總會有峰迴路轉的餘地，大軍他們終於幫我想出了避過這場危機的方法。

培訓班開班的前三天，我去政治處交了省級醫院開具的關於自己患有烈性傳染病、不適宜過集體生活的證明。主任接過證明，別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說：“身體有病怎麼不早說，萬一傳染給其他同志怎麼辦？”“最近才得的，否則早就不和大夥一起吃飯了。”我不好意思地抓抓腦袋，畢竟這樣在領導面前當場扯謊自己也是頭一次，只好信口胡謅。主任無可奈何地笑笑，對我說：“你的情況我已經知道了，等我向政委請示一下，再逐級向政治部報吧。按說像你這樣的病是不應該去培訓班的。”

我連聲稱謝，正要退出主任辦公室。主任突然叫住我說：“你小子以後辦事過細點，證明連醫院的公章都忘了蓋。老這麼馬虎，要是真在案子上出了問題，那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分離你了。”我感激地笑笑，一陣感動從心中掠過。

六月十日，培訓班即將開班。市局要求所有被分離人員都於當日下午到警校報到。上午，黎科長對我說：“你這一個月就不要來上班了，否則某些閒人看你沒去培訓又得指指點點，你也得替領導找個臺階下啊。”

我點點頭，然後問：“那我這個月去幹嗎？乾脆您給我個案子讓我辦去得了。”

“你就好好去休你的長假吧，真有什麼事會叫你的。最好到別的城市去轉轉，經費到時候我給你解決一點。”科長看來是存心打發我走了。我也不想再給領導添麻煩，回辦公室收拾好東西就和大家告辭了。

走出市局大門時，天空飄起了細雨，灰色的大樓在雨中顯得格外肅穆。負責警衛的武警戰士正在辦理交接。我忍不住回頭又看了一眼警察大樓，暗自安慰自己：“我還是一名警察，只是現實強迫我離開自己崗位一段時間而已。”

中午，大胖打電話約我下午兩點在市警校門口與大家會合，說好是給即將去下崗分離培訓班受訓的阿理和大飛送行。我心中一沉，原來大飛也被踢進培訓班了。轉念一想，以大飛那嫉惡如仇的剛烈性子，不分離他反而怪了。

大家按照約定時間紛紛到齊。當年雄心壯志的八兄弟居然一次被分離了三個，我們都覺得有些灰溜溜的。阿理穿著一身洗得非常乾淨的制服，半開玩笑地對大胖說：“這可能是咱這輩子最後一次穿制服了，雖然不大光彩，起碼也……”大胖揮揮手讓他別說下去，因為小胖和早早的臉色已經越來越難看，眼眶都已經溼潤了。

我問大飛怎麼被撈進去了，大飛嘆口氣說：“撈進去是必然的，那裡就我資格最淺。我本來想走人了事，可是最近才剛剛分到房子，我還等著把爸爸媽媽從農村接過來呢！怎麼能為了賭口氣就把人生中期奮鬥目標給丟了呢？”

幾個警校的學員從我們身邊走過，一個女生沒好氣地對一個男生說：“真奇怪，那些傢伙不都是我們隊伍裡面的敗類麼，怎麼還要給他們住的房間裡安空調呢？他們也配啊！”男生點點頭，對女生說：“是啊。那幫人臉皮可厚了，剛才還有個人衝我笑了一下，誰還當他們是戰友啊。”

大家面面相覷，什麼都不好說，互相無奈地笑笑。其實生活中很多事情就是這樣，無法預測、無法抗爭、無法解釋，只能笑笑。

大家把阿理和大飛送到警校門口，我和大胖幫他們拎著行李，早早、阿軒和小胖一一與阿理和大飛握手告別。那一瞬間，每個人的腦海裡都浮現出那年七月大家意氣風發穿著橄欖綠喊著震天的口號列隊跑操的圖景。那時候，我們深信堅定執著一往無前就一定可以實現理想，每個人臉上都掛著堅定的微笑。

時光匆匆，大家依然在為當年心中那個關於未來的模糊夢想而默默打拼，都還在盡力做自己能做的，喜歡自己喜歡的，在生活中一樣有悸動、有微笑、有信任、有擁抱、有無法兌現的承諾，即使戀人分手，朋友反目，即使自己信仰的事業在腦海中顛覆，我們也無法抑制對未來的嚮往，每個人的眸子裡總會折射出星星點點的希望。

參警兩年，儘管各自際遇不同，所處部門不同，但是大胖的故事、二胖的故事、我的故事、早早的故事、大飛的故事、阿軒的故事、小胖的故事，似乎都有相似之處。對於我們這些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出生的年輕人來說，也許以後會遇到更多難以預測和抗爭的不如意，但我們還是堅信：繞過一些路，看過一些別樣的風景，還是會回到一個美好的新起點。

刑法專家和遊吟詩人

六月二十日，學校的期末考試結束了。我和安翔悠閒地步出考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