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氣，沒想到他還真的給我外公所在的公社寫了外調信。這一來，這把火又燒到了我外公的頭上。

楊百了的事情，在當地儘管沒有上報紙，也已經是盡人皆知的新聞，倒是沒有必要保密的。問題出在我外公是個被管制勞動的地主分子。新上任的大隊支書愣說這是貧僱農階層中出了個別壞人，地主分子看在眼中，樂在心中，四處擴散，正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於是就拿我外公做典型，發動貧下中農批鬥起我外公來了。

在農村中開批鬥會，可就不像我們知青開批鬥會那樣“動口不動手”了。他們要我外公跪在會場中央，這個過來罵幾句，推兩下，那個過來罵一頓，又搡兩下。要不是見我外公年近八十，怕打出人命來，拳頭腳尖一起上也是免不了的。

我外公窩了一肚子氣，不久就病了。在病中，他還給我寫了一封信，告訴我他兒子也就是我舅舅在九龍開的玉龍飯店的地址，要我盡一切可能跟舅舅取得聯絡，讓舅舅趕緊給他匯點兒錢好去看病，不然，恐怕活不了幾天了。他現在受到嚴格管制，根本不可能給海外發信，我父母在“五·七幹校”，等於勞改，給海外發信也有所不便。比較起來，我是個插隊知識青年，而且還是個孩子，總好說些，所以要我代他辦這件事情。

當時大陸的政治空氣，凡是有海外關係的人，是要受到嚴密注意的。好像凡是海外有親友的，就都可能與美蔣特務機關有勾結。因此發往海外的信件，據說都要經過檢查。因此，那麼多年來，我從沒有給舅舅寫過信。如今外公病危，我又沒有錢，有什麼辦法呢，只好冒險一試了。

我當然很聰明地在信裡寫了許多祖國形勢大好之類的空話，然後很婉轉地說外公年紀大了，近來身體不大好，希望舅舅能夠給外公寄點兒錢。

這封信倒是順利地到了九龍。後來有人告訴我，凡是寫到國外要錢的信，海關一般是不會扣留的。可惜的是，等到舅舅的錢匯到，我外公已經等不及了。舅舅寫信給我，問起我插隊的生活情況，還寄給我一張玉龍飯店的業務卡，卡上印著好幾個業務聯營的飯店，曼谷、新加坡等地方都有。

胡指導員抓不住我的什麼把柄，也無可奈何。不過從此以後，他肯定跟我記上了仇了。因為不久以後，我又捱了他一頓鬥，而且鬥得狠極了。

說起來，事情是我自己惹的，是我沒事兒找事兒。

1970年，我已經十八歲。知青點的知青們天天在一起勞動、學習，生活空虛無聊，政策又嚴格規定不許與當地傣族姑娘談戀愛，於是男女知青之間有過得著、說得來的，逐漸進入了談情說愛的階段。我是個生理正常的男子，也不能例外。當然，同是知青，由於出身不同，在知青內部還有相當明確的界線。像我這樣出身不好的人，想談戀愛，也只能找“門當戶對”的女知青。恰好我們知青點裡有一個叫小菁的姑娘，比我小一歲，父親是被揪出來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時通稱“黑幫”，按“地富反壞右黑資”的次序排列，算是第六類。像她這樣的身份，革命造反派子女的知青們是不會理睬她的。“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結果，迫使她只能和我這個反革命右派的兒子接近，相濡以沫，互相得到一些安慰。

來往的時間一長，我們倆人從互相產生好感，漸漸地發展到有了感情。

西雙版納，風光如畫，是一個天然的大公園，比任何一個人工的公園都美。這裡的小山坡、矮樹叢，是知青們談情說愛的好地方。每逢星期假日，花前月下，有情人大都在這個大公園中揀一個沒人的角落，互相摟抱著傾吐心曲，在遠離親人的窮鄉僻壤中求得一絲慰籍。

我和她的交往，是從她送給我一個精美的毛主席像章開始的。那年月，人人都要佩戴毛主席像章，因此各種各樣的像章百花齊放，有以大取勝的，有以精取勝的。她送給我的像章很別緻，通體金光閃閃，從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光澤和色彩。於是我也經常在星期天晚上約她出去散步，從閒話各自的家庭情況開始，然後逐漸進入愛情的主題，最後到達無話不談的程度。如果我只對她說些“我愛你，我不能沒有你”之類的綿綿情話，也不會出什麼問題，偏偏我的頭腦裡想的問題很多，對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許多與眾不同的看法。我跟她說過：“文化大革命”是黨內派系之間的鬥爭，波及到黨外人士受池魚之災。我給她說過：在黨章裡規定林彪做毛澤東的接班人，簡直是天大的笑話。《共產黨宣言》中明確寫著領袖來自群眾，黨的領袖應該由黨的代表大會產生，怎麼可以用黨章的形式規定以後由誰來當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