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把前後經過，一五一十全都說了出來。

楊百了貪汙腐化，姦汙婦女多人，親手殺死人命，被革命法庭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宣判的那天，廣場上搭起了臺子，召開全公社的萬人大會，上臺控訴的除了喜兒之外，一共有三十七個婦女。據說還有一些大姑娘、小媳婦顧忌到面子，雖然也寫了檢舉材料，卻不肯上臺面對面地揭發。

宣判大會以後，楊百了的新居和傢俱基本上全沒收，他老婆領著幾個孩子和分給她的幾件傢俱住到學校去了；他母親住到了土地廟裡，每天拄著柺棍兒四處要飯。附近人家知道她是楊百了的母親，誰都不周濟她。她要討一口飯吃，不得不走出三四十里路之外去討。

最慘的還是喜兒。她是地主的女兒，是惡棍的情婦，是小雜種的母親。她雖然上臺揭發了惡棍的罪惡，可她走到哪裡都有人在背後指指點點的，臉面沒有地方可放了。終於她狠起了心，親手勒死了自己的兒子，然後喝下了做豆腐用的滷水自殺了。

一場“階級報復”的大案子，雖然在當地已經徹底落下了帷幕，它的餘波，卻影響到我和我外公老小兩人的終生命運。

先是我為此捱了一場批鬥。

我們上海知青到西雙版納插隊種橡膠樹，技術上由技術員指導，生活上、學習上、組織上，則由一名“知青辦”派下來的指導員指導。這個指導員姓胡，是個漢族人，餛飩店學徒出身，沒什麼文化，當過幾年義務兵，卻特別愛講政治，開口階級鬥爭，閉口階級鬥爭，外號人稱“階級胡”。此外，還特別愛佔個小便宜，因此又有一個外號，人稱“佔便宜胡”。凡是他想佔的便宜，都能夠在“階級鬥爭”的藉口下得到。因此兩個外號後來合二為一，人稱“佔便宜階級胡”，簡稱“便宜階級”。他並不和我們一起生活，經常在各個知青點之間“遊走”。知青點裡都在傳說：他已經以“階級鬥爭”為由，在幾個出身不好的女知青身上佔了便宜了。

這時候，我外公已經把他所知道的關於楊百了的案子源源本本地寫信告訴了我。在他，本是因為生活太無聊，拿它當新聞說給我聽聽。此外，也用事實反駁《金光大道》所宣揚的地主階級怎麼壞，農民階級怎麼好。從理論上說，一個人的階級烙印是有的，階級鬥爭也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具體到某一個人，則要根據這個人的生活環境和思想認識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單純地用階級觀點來分析一切、代替一切，當然是錯誤的。實際上，地主階級中也有好人，農民階級中也有壞人。人好人壞，在於本質，不在於階級。不然，共產黨的領導集團中有那麼多地主、富農、資本家出身的人就無法解釋了。關於楊百了的故事，本來只應該我自己一個人知道也就罷了，我也沒那意思要給他楊百了揚揚名氣。偏偏那天知青們又在談論起胡指導員的風流故事，我不經意地說起，這種事情，全國各地多了去了。雲南邊疆有，江南農村也有。話一說開了頭，我把我外公告訴我的楊百了的故事，揀那主要的給知青們複述了一遍。當時大家聽了也不過哈哈一樂，並沒有什麼動靜。

但是知青中人員複雜，有幹部或造反派子女，也有地富反壞右子女；有積極的，也有落後的；有靠攏黨組織的，也有什麼都無所謂的。不知道是哪一個積極分子把我講的故事又複述了一遍給胡指導員聽。儘管複述的人並沒有說我是在影射胡指導員，可是做賊的心虛，胡指導員卻認為我是故意編一個故事來影射他。他自己對號入座了。

於是有一天晚上，他“遊走”到我們的知青點來，召集全體知青開會，先讀了半來個小時關於階級鬥爭的《毛主席語錄》。這是他召開任何會議的開場白，大家聽慣了，也沒往心裡去。忽然他話鋒一轉，說是知青中有這樣一個人，故意編造一個根本就不可能有的故事，誣衊黨的基層組織，給貧僱農臉上抹黑。更加不可原諒的是，居然還編造了“楊白勞”和“喜兒”這樣的名字，玷汙革命歌劇《白毛女》。最後才說：這個人不是別個，就是吳永剛，然後要我站起來，當眾檢討。

我當然不承認，我再三說明，這是發生在我外公老家的一件真事兒。於是知青們批一次，我解釋一次。知青們越聽越覺得這個楊百了很像胡指導員，就故意找一些漏洞來盤問我，我只好再一次做解釋。就這樣一說二說的，反而把楊百了的故事補充得完完整整的了。

我堅持我說的是“江南實事”，有案可查，胡指導員也沒有辦法，最後要我把外公寫給我的信交出來，我說信早就燒了。不信，可以到江南去調查。我本來以為胡指導員不可能為這種與雲南邊疆八竿子扎不著的無關案子費心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