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滙豐、渣打的信用度非常高，間接地影響了摩根銀行和東京銀行在信用度上的稽核，而且鍾石也沒打算將這筆日元資本提計出來，全部存放在天際線金融有限公司開在東京銀行的戶頭上。

這個時候美國短期利率為3。00％，（還沒有到聯儲主席加息的2月4日）日元的利率為1。5％。雙方的利差達到150個基點，但是鍾石知道如果歷史沒有發生錯亂的話，在不久的將來就發生一件大事，而這件大事正是將美日的關係和整個世界的債券市場推向一個危險的境地。

十幾天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這一天到了2月9日，距離美聯儲加息已經過了6天，市場對加息的反應已經完全過去，但是債券市場的波動還是和格林斯潘的預期不一樣。

透過這段時間的操作，路易斯和他的團隊已經成功地在國債期貨市場上建立了一個4萬手的看空頭寸，共耗去了超過2億美元的資金。不過基於這個市場的日均持倉超過30萬手。日均成交量在25萬手左右，因此這個頭寸並不太顯眼。

在請示了鍾石之後，路易斯等人留下了3億美元作為後備之用，而其他的資金則給鍾石撥到了另外的市場。至於是什麼市場。他們就不知道了。

2月。日本首相細川護熙訪美，和美國總統克林頓進行“友好”的會晤，雙方對已經持續了長達8個月的貿易糾紛再次舉行談判。

儘管在幾乎是十年前美國拉著其他幾個國家半逼半勸地讓日本、西德等國家簽署了促使他們貨幣升值的《廣場協議》。但是美國貿易逆差的局面並沒有改觀，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儘管這幾年日本經濟遭受重創，但是貿易順差的額度一直在增長，到了94年，日本全年的貿易順差達到了1200億美元，其中有一半即600億美元是來自和美國的貿易，這其中60％是出口的汽車所導致的。

為了扭轉這一局面，美國的兩屆政府一直對日本進行施壓，克林頓的前任布什總統甚至在天皇的喪期就帶著美國汽車工業的一大批人到日本，強迫他們購買美國的整車和零部件。

到了克林頓時代，他更是剛一上任就開始和日本方面展開貿易特別是汽車工業方面的談判，也有了一部分的成績，93年7月，　美日達成一項減少日本對美貿易順差、有利於美國產品進入日本市場的“框架協議”，而這僅僅是一項“意向性協議”。雙方對此有著不同的解釋，如在日本方面類似於“減少賬面剩餘，增加外國市場進入，大幅度增加進口”等字眼在美國方面的理解則是“減少財政赤字，提高國內儲蓄，增強國際競爭力”。

這個框架從討論到執行的第一天開始，雙方就充滿了不信任，甚至在各個領域的交易上，雙方都曾**裸地放下狠話，威脅要尋求報復。

克林頓和他的政府所謀求的是讓日本汽車巨頭們“自願”每年購買一定數量的美製的汽車配件。如此一來，就將日本出口的汽車利潤壓縮到一個地步，而美國的貿易赤字四成是來自於日本，其中又有六成是來自汽車工業，也就是說單單是美國從日本進口汽車一項就站到他們貿易逆差的兩成四，接近四分之一，因此如果能將這部分的逆差降下來，對於整個美國的貿易逆差減少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但對於日本來說，這就顯得不大可能了，因為日本對美的貿易順差中的三成是來自汽車出口，若是按照同一比例來算，汽車出口能創造的貿易順差佔到整個日本貿易順差的六成，這個比例遠比汽車工業對美國所創造的逆差更重，因此即便是更換頻繁的日本政府，也沒有哪個首相敢輕易答應這個條件。

細川護熙首相此次訪問美國，已經準備了另外一套替代的方案，使出一套總額高達1400億美元的刺激經濟增長計劃來取悅美國。但是細川和他的團隊剛和美國人展開談判，就驚訝地發現，美國人對他們的談判底線瞭如指掌，甚至還引用了日本代表私下裡的談話，這讓他們陣腳大亂。（美國在波音飛機上裝了竊聽器）

日本人的如意算盤是透過刺激國內經濟政策的方案，使得他們目前持有的美元資本重新流回美國，畢竟在日本流通的是日元而不是美元，這筆1400億美元最終還是要流向美國市場。很大一部分流向美國國債市場，這就給了美國政府更多可用的資本。

不過美國並不願意，依然堅持要求日本汽車工業使用美國配件，同時開放電信、醫療器械、保險等市場，日本也是退無可退，以這種要求違背“自由貿易原則”強硬地拒絕，最終雙方不歡而散，歷時三天的貿易談判在2月12日宣佈破裂。

這是美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