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個時，看得出他已經很費力了，但還在繼續做。到24或25個時，他的手臂在發抖，臉漲得紅起來，可還在慢慢堅持著。我到現在都還搞不明白他是怎樣完成30個的，但他的確是完成了。我們都成了啞巴，搖著頭，但沒有笑。這傢伙真還挺有決心呢。儘管如此，想到他畢竟仍然是塊笑料，我們才得到了一些安慰。“　空降兵都是志願者，這支隊伍裡的任何人——無論是官是兵——任何時候都可以退出。許多人退出了，但是索貝爾卻沒有。他本可以免受這次挑戰，從空降連隊軍官的位置上退下去，到不十分艱苦的後勤連隊去任職，然而，他下定決心要闖過這一關。他的決心絕不亞於E連的任何成員。

5。打破世界行軍紀錄

把E連磨練得比D連、F連更強是很困難的，因為2營營長斯特雷耶少校幾乎與索貝爾一樣狂熱。感恩節那天，辛克讓全團會餐，放鬆放鬆；可是，斯特雷耶少校卻決定利用這段時間，在整個2營組織一次為期2天的野外演習。演習包括長距離行軍、對一個設了防的地點發起進攻、經歷一次半夜毒氣襲擊警報、享用一次K號乾糧（全部是聽裝食品，包括燉菜、餅乾、糖果、果汁粉）。

為了使大家對這次感恩節留下更深的印象，斯特雷耶還設定了額外的難題。他叫人在一塊場地上離地18英寸高平攤了一層鐵絲網，新殺的豬的內臟——心、肺、肝、腸，什麼都有——在網下的地面上鋪了一層，機槍就緊貼著鐵絲網的上沿平射。利普頓回憶說，“軍隊對‘爬行’和‘蠕動’兩個動作總是有非常清晰的區分：嬰兒是爬行，蛇是蠕動。我們簡直就是在蠕動。”當時的情景，誰也沒有忘記。

到11月底，基礎訓練已告結束。E連的每個成員都掌握了使用迫擊炮、機關槍、步槍、通訊聯絡和戰地包紮等各自應有的本領。排裡的任何工作，每個人都能幹，至少都能應付。每個兵都瞭解下士、中士的職責，必要時都能替補。另外，在託科阿營地培訓出來的每個人都經受過非人的鍛鍊和折磨。克里斯坦森說，“我們都認為，經過了這一切，什麼樣的苦都不在話下了。”

離開託科阿前的一兩天，辛克上校在《讀者文摘》上讀到一篇文章，說的是日軍有個營在馬來半島用72個小時行軍100英里，創下了世界紀錄。辛克說，“我的人能比他們更強。”他選擇了訓練中最能吃苦的2營來驗證。他命令1營乘火車到本寧堡，3營乘火車到亞特蘭大，2營徒步前往。

9月1日7點整，2營的D連、E連、F連及營部每個人揹著自己的全部行裝和武器出發了。步槍手尚且不容易，像馬拉其這樣的迫擊炮班戰士和戈登這樣扛著機關槍的就更加艱難。斯特雷耶營長選擇的路線長118英里，其中100英里是鄉間土路。天氣很差，下著冷雨和小雪，道路或光滑或泥濘，很不好走。韋伯斯特回憶說，“第一天，我們在紅土路上跌跌絆絆地往前趕，嘴裡詛咒著鬼天氣，心裡盤算著還有多久休息。”走了整整一個白天，天黑了還在走。雨、雪停了，風起來了，寒氣刺骨。

到23點，全營行軍40英里。斯特雷耶選了個光禿禿的小山作為宿營地。這裡沒有大樹，沒有小樹叢，沒有任何避風的地方。氣溫下降到華氏20度。由於無法使用行軍鍋，大家只發到塗有黃油和果醬的麵包。6點醒來時，發現一切都蒙上了厚厚一層霜，靴子、襪子都已凍實，官兵們不解下靴帶，腫脹的腳就無法塞進去。步槍、迫擊炮、機關槍都和地凍在一起。半幅雙人帳篷凍得滿是裂口，宛如花生酥糖。

第二天，走了好幾英里，僵硬、疼痛的肌肉才暖和過來。第三天最糟糕，已經走了80英里，還有38英里要走，而且最後有約20英里是通向亞特蘭大的公路。泥路固然難走，水泥路走起來腳更加難受。那天夜裡是在亞特蘭大郊外的奧格爾索普大學的操場上露營的。

馬拉其和他的同伴、外號為“指揮官”的沃倫·穆克支起小帳篷躺下休息。聽到“開飯了”時，馬拉其已經站不起來，只好爬過去吃飯。他的排長溫特斯看看他，叫他次日早上乘救護車前往最後的目的地——亞特蘭大市中心一個叫“五點”的地方。

馬拉其決定堅持走到底，其他弟兄也幾乎全都表示能夠堅持。這時，由於報紙和廣播的報道，他們的行軍已經在佐治亞州家喻戶曉，因而，道路兩側站滿了歡呼的群眾。斯特雷耶已經安排軍樂隊在離“五點”1英里處迎接他們。堅持步行的馬拉其“聽到雄壯的軍樂聲，精神大振，忘了疼痛，像在託科阿接受檢閱似的與弟兄們一起走完了全程”。

這次徒步行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