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特斯指揮機關槍構成火力網，這樣，我們（1排）就可以爬起來繼續前進，迫擊炮兵也能集中攻打那兩個草堆。榴彈手打了好幾發榴彈，那個草堆燃燒起來，那兩個狙擊兵也就嗚呼哀哉了。”

團裡把I連（有25人）放在右邊打，但成敗的關鍵在E連。這是對E連最後的考驗。E連已經處於低谷。總的來說，它的官兵們都沒有達到在諾曼底傘降時的標準；帶領E連投入D日作戰的軍官在1945年已經一個不剩；士兵有一大半是新的。老連隊剩下的核心是軍士們。他們都是從託科阿營地出來的，自從戴克在荷蘭接管該連後，就是這些人把該連團結在一起。

他們活得很累，一直處於十分緊張、高度戒備的狀態。他們堅持著，戰鬥著，壓抑著自己的情感，那些情感一直都有，正如約翰·基根所指出的，那些情感“來自人的最深的擔憂：害怕受傷，害怕死亡，害怕使那些弟兄的生命受到威脅——他們應該對這些弟兄負責。那些情感還涉及到人類最最暴烈的感情：仇恨、憤怒和殺人的渴望”。

在這些感情的衝擊下，一些無法控制的想法在他們腦中馳騁。他們看到軍官們有的開了小差，有的嚇破了膽，有的成了啞巴（就像戴克中尉在這次危急時刻一樣）。就算他們不能選擇開小差，但也完全可以選擇不去帶頭衝鋒。沒人能強迫他們這麼做，就像誰也不能強迫戴克行動一樣。

這些軍士都來自託科阿。由1942年那個炎熱的夏季和索貝爾上尉訓練出來的E連至今就只剩他們了。在連隊長期缺乏有效領導、士兵蒙受重大傷亡的時期裡，是他們把全連團結在一起。

所以這是一場考驗。1942年連隊初建時的問題是：能否把一支由平民組成的隊伍訓練出來，進而使之為在西北歐戰場上與德軍長期作戰做好準備？說不行的不單單隻有希特勒。但究竟行不行，答案還要看1945年1月冰雪覆蓋的比利時戰場；對E連而言，現在就是考驗。

士官們已準備好接受考驗。連隊的託科阿核心已準備好服從命令並實施領導。這個時候，斯皮爾斯氣喘吁吁地趕到了。他對著戴克脫口而出：“我來接替指揮。”

利普頓中士和其他人都擁戴他。他大聲釋出命令，2排這邊，3排那邊，迫擊炮全力開火，機關槍全力射擊，衝啊。他衝了出去，沒有向後看，心裡想弟兄們會跟上來的。果然，他們跟著衝了上去。

“我還記得福伊前面那片開闊地，”斯皮爾斯1991年在一封信中寫到，“當時，稍有動靜就會引來火力。我獨自穿越那兒時有一門德軍88炮向我開火，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91年，和溫特斯以及馬拉其站在那兒時，利普頓回憶起斯皮爾斯的衝刺。他還記得他們到達福伊外圍的房子時，斯皮爾斯想知道I連在哪裡。“於是他一直跑進德軍防線，從另一邊跑出來，和I連指揮官交換意見後，又跑了回來。天哪，那印象真是太深了。”

2、3排隨著斯皮爾斯衝出去時，1排開始向他們靠攏。馬丁中士做最後檢查時發現二等兵韋布在一棵樹後，保持開槍的姿勢一動不動。“快點，韋布。咱們一起上！出來，快點！”沒有回答。“嘿，媽的，他們還在開著火呢。我衝到樹邊，那棵樹只比你的胳臂粗一點。我正好跳到他身上，因為沒有辦法跳到他邊上。我把他翻過來，發現他兩眼之間中了一槍。”

連隊衝進福伊。官兵們開足了連裡所有的槍炮：M—1、衝鋒槍、火箭筒、輕機關槍、迫擊炮、手雷，還有大炮掩護。一時間，子彈從房子裡嗖嗖地飛出，美軍手雷在房屋裡開了花，迫擊炮一發接著一發，磚瓦亂飛，塵土四起。

即使這樣，德軍抵抗仍很頑固。避過美軍第一次衝鋒的德軍狙擊手開始回擊美軍，造成多人傷亡。沒有哪個弟兄負了兩處傷就在哪個角落裡停下來。小時候常常爬到樹上抓松鼠的來自弗吉尼亞山林的希夫提·鮑爾斯大叫“我看見了”，隨即開槍。利普頓回憶說，“我們不再被阻在那裡了，便跳起來繼續進攻。”

所有弟兄都邊打邊進。儘管德軍（黨衛軍第9裝甲師第10精銳裝甲團6連）只是在打後衛戰，為向諾維爾撤退作掩護，但他們為了保障逃跑路線的暢通仍然頑強抵抗，打法靈活，毫不慌亂。然而，當斯皮爾斯率軍前進，就要從德軍陣地後面切斷這條退路時，德軍3輛“虎”式坦克才轟轟隆隆地緩緩開走——這是裝甲連所剩的全部家當。約有一個排的步兵跟著坦克逃跑了。100名左右的德國兵——大部分是傷號——投降了。E連經受住了這場毅力的考驗，奪下了福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