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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鐘樓　6（3）

終於有一天，王老師失蹤了。幾天後，傳來了他在北京站臥軌自殺的訊息。這件事給北京帶來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震動，一時間街頭巷尾的人們都在議論著這件事，北京站也因此而軍警密佈，戒嚴三天。當時的鐵路運輸本來就因各地紅衛兵蜂擁來京大串聯而變得混亂不堪，這次終於徹底癱瘓了。據說，北京站直到事發後第二天的夜裡才有一列客車發出。

在那段血腥的歲月裡，一位流浪街頭的大學生義無反顧地跳下站臺，用生命中最後的本錢——年輕的血肉之軀臥在鐵軌上，令瘋狂前行的血腥列車遇上了一點兒麻煩，令策劃於密室的陰謀和橫行於陽光下的殘暴，起碼在北京停頓了一天。

沉默的鐘樓　7（1）

1967年北京的冬天幹冽而又寒冷，由文化大革命開始掀起的第一波革命熱潮也似乎隨著寒冷的天氣，而在老百姓的眼裡變得有所降溫。表面看來，舊的革命物件已經被打翻在地，並踏上了一萬隻腳，永世不得翻身，新的革命物件正處在培育和尋找當中，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下一步將砸向哪些人，似乎暫時還沒有一個特別明確和可以成為習慣的指向。很久以後你才知道，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過後，###才算真正開始和凸現出來，黨內鬥爭、派系鬥爭、權力鬥爭等吸引了大部分較高層人們的注意力。原先那些老紅衛兵們的父母們、相當多的高階幹部們，似乎正在開始變為革命的物件，那些紅衛兵們當然不能對自己的父母大打出手，當然不能對他們父母的革命事蹟和享受的優越待遇加以批判和破壞。於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變成了保皇派，其中相當一部分人開始沉淪下來，有的甚至轉而開始偷嘗愛情禁果。紅衛兵們開始分化了，造反派們開始分化了，利益和家境的變化是引起他們分化的重要原因。這一部分人的父母或家人昨天還高高在上、頤指氣使，轉眼便身陷囹圄，生死難卜，家被抄得比誰都乾淨，甚至連一片紙屑都不放過。過慣了貴族式生活的他們被轟出了深宅大院，毫無生活保障地流落街頭，成為了社會所唾棄的狗崽子。儘管在他們心裡堅持認為自己的狗崽子稱號與黑五類子女的狗崽子稱號有著截然不同和本質上的區別，但現實中境遇上的相同，則使他們無暇也沒有資格再對原有意義上的革命物件口株筆伐，大開殺戒了。老百姓們正是由於這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先頭兵和最早行動起來的群眾基礎的渙散，才得以些許喘息的。

黃圓和叉子一行人就是在這個時候回到北京的。那時已經臨近春節了。他們這一趟走了三個多月，據說是到過不少地方，逛了不少風景名勝，吃了不少各地的美食，聽說了不少風土人情，捎帶著也打了不少架，幾乎是全勝。最巧的是他們居然在昆明碰上了來黃圓家抄家的那撥紅衛兵。是叉子最早發現他們的。跟蹤了一天之後，叉子糾集當地的紅衛兵，結結實實地教訓了他們一頓。這一架的好處是當時出了氣，壞處是令對方從此結下了仇，而且雙方都知道了對方的底細，甚至連名字和學校都被對方瞭解得一清二楚。叉子估計回到北京後，那撥人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你對叉子說，人也死了，家也抄了，再這樣做其實並沒有什麼好處，尤其是對黃圓和黃方沒有好處。但叉子不這樣認為，他說他可以保護他們。他說他跟紅衛兵是死對頭。他說他出身貧農，本來是可以參加紅衛兵的，但學校裡的紅衛兵不許他參加，還說他是流氓，並被他們抓起來遭受過毒打。他說自己不是流氓，從沒有做過流氓做的事，他只是打架，跟那幫欺負他、瞧不起他的高幹子弟們打架。他的打架與好鬥，是被那幫人欺負了好幾年後逼出來的。他結交了一幫學校裡的窮哥們兒，他認為只有這樣，他們才可以互相保護，不再被人欺負。叉子他們回京前給你發了電報，你和黃方去北京站接他們。剛一見面，你便把王老師臥軌自殺的訊息告訴了叉子，他聽後神情愣愣的，半晌沒有說話。走出車站站在廣場上，他停住了腳步，仰望著巨大的時鐘，嘴中喃喃著，“在外地就聽說這件事了，但沒有想到會是他！到底是在哪兒？”“不知道，”你說，“只聽說他是從站臺上跳下去的。”叉子聽後沒有再說話，而是徑直朝候車大廳走去。

候車大廳里人頭攢動，密密麻麻的全是大串連的紅衛兵。他們有的組成了方陣，在那裡高唱著革命歌曲，有的則東倒西歪，把這裡當成了臨時住所，臭氣熏天，髒亂不堪。叉子面色鐵青地四下裡巡視著，一幅懸掛在滾梯上的巨型標語引起了他的注意。標語上寫著：“誓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