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缺點，或者忘記事情，這是人的常情，在所難免的，這不能算是犯了法，不應該將這類事情，列在不可違反的範圍，而糾正處罰他，否則的話，政府機構和社會上，就不會有一個稱得上標準的人了。這樣苛刻的要求，就算不上是清明的政治，因為要求得太過分，反而造成了亂源。在一個單位中，領導的人，自己做到清廉，自己沒有嗜好，是可以的，但要求部下，每個人都和自己一樣，這就不行了，這就是“以治而亂”了。

專權與嫉妒

晏子曰：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妒。——反忠孝也。《呂氏春秋》曰：夫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人之主，不阿一人。申子曰：一婦擅夫，眾婦皆亂；一臣專君，群臣皆蔽。故妒妻不難破家也，而亂臣不難破國也，是以明君使其臣，並進軸輳，莫得專君焉。

忠臣孝子，這是最了不起的人格標準，但也不能過分，過分就是毛病。所以齊國的名相晏嬰，這位了不起的人物曾經說過，一個好的幹部，固然對主管要忠心，可是忠心太過就變成專權了。就是說一切都要經過這一個幹部，容易形成這個幹部的專權，那就太過分了，兩三個兄弟，都要當孝子，其中一個要特別孝，那麼下面的弟弟都被比下去了，這也是不孝。古代多妻制的時候，有幾個太太，其中一個獨擅專房，不能容納別人，這就是妒忌。因此忠、孝等，過分了也不好，也有反效果。所以呂不韋著的《呂氏春秋》（呂不韋這位秦始皇的父親，原來是做生意的，後來把人家的國家都換給自己兒子，這是生意做得最大的了。他著了一本書《呂氏春秋》，實際上不是他自己作的，是他的智囊團們，把中國文化中雜家的學問收集起來編著的。書成以後公佈，有誰能更改其中的一個字而改得更好的，就賞千金，公佈了幾個月，也沒有人去改一個字，這固然是呂不韋的地位太高了，大家不敢去改，而事實上這部書是有內容的，我主張大家要讀。它也是中國雜家之學的大成，雜家可不一定是壞的，正的反的，好的壞的，包羅永珍，叫作雜學）書中說宇宙萬物滋生靠陰陽，它生長了高麗參可以補人，也生長了毒草可以害人，並不偏向只生長一類。天下雨，需要水的地方下，不需要水的地方也下，公道得很，這就是天地無私。人要效法天地。所以當領袖的人，萬民之主，不能為了一個人而偏私，申子（戰國時韓國人，名不害，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申子，為法家之祖）也說，一個女人獨佔了丈夫，在多委制的時代，其他的太太，一定發生搗亂的行為。家庭如此，國家也如此，一個臣子“專君”了，其他所有的大臣、於部都被遮蓋了，所以專寵的太太，很容易破家，而專君之臣容易破國。所以一個高明的領導人，對於部下，不能只偏愛一人，偏聽一個人的意見，也不專權任用一個人，凡事大家一起來，像古代車輪的支桿，一起都動，於是就不會有專君的現象了。

文武兼資論

韓子曰：儒者以文亂法，使者以武犯禁。——反文武也。曾公曰：恃武者滅，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吳子曰：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之君，恃眾好勇，以喪社稷；明主鑑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訓。故臨敵而不進，無違於恭。殭屍而哀之，無及於仁矣。《鈴經》曰：文中多武，可以輔主；武中多文，可以匡君。文武兼備，可任軍事；文武兼闕，不可征伐。

這裡引用韓非子的話，我們知道韓非子是法家，他以法家的立場，以法家的觀點，認為儒家、道家以及其他各家，對社會人群，都沒有貢獻，一定要法治的社會才對，所以他有這兩句名言，“儒以文亂法，快以武犯禁。”知識分子，讀書人（儒在這裡不是專指儒家）學問又好，又會寫文章，文章寫多了，思想也多了，能言善道，很會辯論，於是以文學知識，擾亂了法令。講俠義的人，動輒老子拳頭大，用武勇把不平的事壓平了，所以重武俠的人，專門破壞了法令，因之法家看起來，文武兩方面都不對，都是不守法，這也是反文反武的一面之辭。

這裡引用幾個人的話。曹操說：一個國家，專門依靠武力的，最後弄到自己亡國滅種。看到現代史上，二次大戰，當年的德國、日本，都是“恃武者滅”。專門好文的，最後也是亡國，不注重軍事國防，如吳王夫差，魯國的偃王，都是隻提倡文化，不注重國防的，而最後敗亡，這是“恃文者亡”。吳起的兵法上所以說，上古時候承桑氏（即窮桑氏）這個國家的皇帝，治理國政，專門講道德，廢棄了武功，結果是亡國，又如夏朝的有扈，則專門講究武功，好勇，結果也是亡